吳挺忍辱負重，以自身的忠誠和能力逐漸取信于宋孝宗，很快便成為宋孝宗頗為欣賞的人物。然而，他卻始終不能見信于虞允文。
自采石之戰之后，虞允文獲得了極高的聲望。隆興議和后，宋孝宗對虞允文特別倚重，先后任命虞允文擔任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左丞相，虞允文于是逐漸成為南宋朝廷中主戰派的領袖人物。宋孝宗有感于南宋軍政的隳敗，決心整軍經武，加強南宋王朝的軍事力量，以等待時機北伐中原。虞允文以其堅定的抗金意志和過人的才干，對宋孝宗的軍事改革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他卻對吳U乃至吳挺有很深的成見，認為吳氏勢力在四川經營多年，有尾大不掉之勢，如不加以限制，后果極為嚴重。
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由于金王朝內部政治不穩定，暴動和騷亂時有發生，宋孝宗由此萌發了北伐的念頭。九月，他將王炎由四川召回臨安，而任命虞允文為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行時，宋孝宗向虞允文透露了自己決定在近期內舉行北伐的意向，命令虞允文到四川后立即做好戰爭準備，聽候出兵的命令，并與虞允文約定，說到時候“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1）。
然而，虞允文入蜀后，經過反復考慮，認為舉行北伐的時機還不成熟，不能在近期內貿然興兵，便借口軍需未備，遲遲不定進兵日期。這使宋孝宗感到很失望。
公元1174年（宋孝宗淳熙元年，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二月，虞允文病死在四川宣撫使任上。虞允文的死，盡管使宋孝宗在近期內舉行北伐的計劃受到影響，但宋孝宗對金用兵、收復中原之心未死。在一時沖動下，為了加強四川軍隊的指揮力量，以便屆時東西兩線同時出兵北伐中原，宋孝宗反復斟酌后，決定讓吳挺歸蜀，擔任興州都統。
吳挺接到任命后，隨即上奏朝廷，請求撥給專款，供他到任后按慣例犒賞將士。
六月，宋孝宗又下詔把37歲的吳挺由武昌軍承宣使提升為定江軍節度使。
回到闊別五年的四川，實現了多年的愿望，吳挺并不因此而得意忘形，相反更加謹慎。《宋史》卷366《吳挺傳》說他“少起勛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U故部曲拜干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是完全可信的。
吳挺一到興州上任后為了消除朝廷對他的猜疑，便立即上奏朝廷，要求將族屬在部下任職者調位他路任職，以避親嫌。虞允文、王炎宣撫四川時，曾大力抑制吳U一系勢力。吳U舊日的一些部將趨權附勢，翻臉不認人，以求得自保或升遷。這次吳挺卷土重來，這些人都惴惴不安，恐怕吳挺打擊報復。但吳挺控制住感情，對過去的恩恩怨怨付之一笑，不聞不問，顯得十分大量，使將士們為之佩服，從而穩定了局面。
宋孝宗讓吳挺歸蜀統領舊部，原本是出于用兵秦隴的目的。但吳挺到任后，這位君王親率大軍北伐中原的雄心卻突然又冰消雪釋了。這從四川宣撫司的興廢上可以得到應證。
王炎宣撫四川期間，與四川制置使晁公武不和。為此，宋廷子乾道六年（1170）索性宣布撤銷了四川制置司，將其事權統并到四川宣撫司，以便使宣撫司權力更為集中，有利于戰事的進行。
虞允文死后，淳熙元年（1174）三月，宋廷任命鄭聞為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但到同年七月，宋廷又改任鄭聞為參知政事，宣布撤銷四川宣撫司，任命成都府路安撫使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同年十二月，宋廷繼以沈夏為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恢復了四川宣撫司的設置，而將接替薛良朋的新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為管內制置使。淳熙二年（1175）六月，宋廷又改任沈夏為同知樞密院事，再次宣布撤銷四川宣撫司，恢復了四川制置司的職權。既然不設宣撫司，也就意味著宋廷不再準備出兵作戰了。
既然不準備用兵，利州路也于淳熙二年（1175）分為東、西兩路，各自力政了。當然，這種分合也與吳挺與吳拱的相處問題有關。
分路之前，吳拱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的官銜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3）。其后，吳拱又被提升為武康軍節度使。如果不分路，吳挺理應受身為利州路安撫使的吳拱的節制。考慮到吳d后人與吳U后人的矛盾，考慮到吳挺的官銜和身分，宋廷分路而治的決定不啻為良策。
吳拱在興元是有一定政績的。為此，宋孝宗在乾道七年（1171）
敕吳拱省。四川宣撫司奏卿發卒助修興元府渠堰宣力最多。……爾先臣暨爾叔父，皆以經武整軍之暇，不忘務農重谷之心。卿既踐世官，仍遵家法；率萬兵而省徭役，繕六堰而固堤防；穿鄭白之渠，在今奚愧；通褒斜之漕，易彼徒勞（4）。
然而在吳挺歸蜀后，由干宋孝宗倚重吳挺，所以吳拱不免又受到了冷遇。分路不久，宋廷便命令吳拱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免．除了職務。隆興府即今江西南昌。宋代的宮觀官也領薪俸、計算資任，只是無實際職務，休養而已。淳熙三年（1176）初，宋孝宗又召吳拱赴闕（6），授予他右金吾衛上將軍（6）。同年
隨著吳拱離蜀，吳d一系就基本上退出了四川，而讓位于吳U一系了。當然，吳挺的權力遠非吳U。吳U除親握興州大軍外，還擔任著四川宣撫使，興元都統司和金州都統司的部隊也歸他指揮。而吳挺則不然，僅領有興州大軍而已。
淳熙二年（1175）利州路分為東西兩路后，吳拱提舉宮觀，興元都統制即由原金州都統制郭鈞擔任（8）。而金州都統制則由于友擔任（9）。并且，宋孝宗命令將關外四州中的鳳州劃歸利州東路，由興元都統司負責鳳州防務（10）。這也就是說，以大散關為中心的川秦邊境軍務上興元都統司負責，而興州都統司則只負責以秦州為中心的川隴邊境的軍務。因此，興元都統司的職權較前有了提高，而興州都統司的職權則較前有所降低。而且，吳挺作為興州都統制，他的職權是純軍事性的。沒有政務大權，軍事權力相形之下，不免減色甚多。
吳挺歸蜀之初，盡管職權有限，但由于四川宣撫司的裁撤，卻給他以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局面。
從表面上看，宣撫司撤銷后，其職權已由制置司代行，但實際上，制置司卻難以行使宣撫舊有的職權。
南宋的制置使。負責節制某一地區的軍政，初由統兵大將或安撫使兼任。紹興和議后，除在四川設安撫制置使、在明州設沿海制置使之外，其余地區都已經不再設置制置使了。李心傳說：
自休兵后，獨成都守臣帶四川安撫制置使，掌節制御前軍馬，管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與。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領之。然其職止肅清海道、節制水軍，非四川之比也（11）。
然而，盡管四川制置使權力不小，但實際上它卻仍是一個仰承四川宣撫使鼻息的官職。因此，宣撫司一旦撤銷，它并不能在短時期內成為四川地區的最高政權機構。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對此十分惱火，曾上奏朝廷，說；“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之，復制置司。而關外都統不關報事。宜公申審。”（12）這個關外都統即為吳挺。
對于四川宣撫司撤消后所出現的問題，史浩在其《不忘川蜀》一文也曾指出：川蜀六十余州，居東南四分之一，不可不思患預防。自罷宣撫司之后，制置、都統、
茶馬、總領四司角立，不相管攝、亦不相下。一有警急，去朝廷萬里，如何待得報應？當
是時，將誰節制之耶？制置檄，都統不服，則軍禾必行；總領不應付都統錢糧，則軍亦不
能行。是謂十羊九牧、一國三公。非有宣撫節制之，何以使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
（13）
正是由于宣撫司撤消后，四川實際上形成了制置司、都統司、茶馬司、總領所各自為政的局面，吳挺才敢不把范成大放在眼里，不向制置司稟報軍務。對此，范成大除了要求朝廷申嚴命令、或指責“吳挺頗失士心”（14）之外，對吳挺也奈何不得。
另外，四川宣撫司的裁撤，也增強了吳挺的財力，使他獲得了大筆意外的收入。
四川宣撫司設有隨軍庫、激賞庫、撫養庫、降賜庫四大財庫，屯積有大量的軍用錢物。這些錢物，或來自總領所的年額撥付，或來自于朝廷的賞賜，或來自于宣撫司的各項創收經營活動。
吳U任四川宣撫使期間，曾積贊了大量錢物。因激賞和降賜二庫屬專款專用的財庫，所以，這些錢物多于隨軍和撫養二庫。吳U死時，宣撫司隨軍、撫養二庫共有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匹。
其后，經虞允文、王炎的繼續儲積，收繳總領所的積蓄，到淳熙元年虞允文死時，宣撫司錢物又有所增加。兩庫共有現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金八千二百兩、彩帛二萬三千四百匹。另外，在魚關，階、成、西和、鳳、洋、興、利、金州、興元府，大安軍等十一處，宣撫司還有積糧一百余萬石（15）。
淳熙元年十二月，沈夏出任四川宣撫使之時，宋孝宗詔令：“應于舊屬軍中場務并還諸軍，宣司毋得取。”（16）這實質上是把宣撫司的利源分割給了各都統司。為此，沈夏大為不快。淳熙二年六月罷四川宣撫司，復命范成大為四川制置使。但分割給都統司的場務卻一復歸四川制置司所有了。三都統司中，興州場務最多，吳挺因此發了橫財。李心傳說：“于是，吳挺己為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為所擅。前后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17）
這些舊屬軍中的場務多為酒場、博買務。吳U在任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時，曾上奏朝廷說；“欲乞將興州長舉縣魚關酒場依舊令本司抱認。每月除課利合納凈利錢，將余剩息錢補都統司管轄將兵支用。”（18）吳挺時期，這些酒務的經營方式、以及收入的使用大致與吳U時期相同。至于博買務，則主要是以刺探情報和收取稅錢為目的的。吳U曾在西和州設有威遠鋪、舊州鋪、勝閭鋪三個博買鋪務。“吳U于彼處差官措置博買鋪，以量收稅錢為名，因而譏察奸細，探取彼界事宜。”到吳挺任興州都統后，由于宋金議和，雙方邊境貿易往來增多，因此稅錢的征收也較為可觀，勝閭鋪一年額錢一千道，舊州鋪一年額錢九百九十一道，威遠鋪一年額錢一萬七百九十七道（一道為一緡）（19）。類似的博買鋪務，在興州都統司所管州縣內為數應當不少。
依靠這些軍中場務的收入，興州宋軍的生活待遇有了明顯改善，為吳挺重振吳氏舊威，提供了經濟保障。在此前提下，吳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興州宋軍的戰斗力。
吳挺提高軍隊的戰斗力、重振興州大軍的軍威，是首先從騎兵建設上下手的。
蜀隴一帶，較川秦一帶，地勢相對平衍，“平原淺卑，風埃千里，實騎兵用長之利”。在吳d統軍時期，四川宋軍據險以守，宋金交戰又多在秦嶺一側，騎兵派不上用場，因此吳d對騎兵建設不太經意。到吳U統軍時期，四川宋軍勢力增強，據險而出，改守為攻，宋金角逐由川秦一帶轉移到蜀隴一帶，騎兵的強弱關系到戰局的成敗，因此吳U對騎兵建設尤為注意。
建設騎兵需要戰馬。南宋王朝的戰馬“悉仰于秦、川、廣三邊焉”（21）。其中，收買秦馬歲額約6000匹，收買川馬歲額約6000匹，收買廣馬歲額約2000匹。三種馬中，秦馬最為優良。茶馬司在西和州的宕昌寨、階州的峰貼峽設有買馬場博買戰馬。買到戰馬后，發送到興元府馬務。然后，以50匹為一綱，計綱起發。或沿陸路，翻山越嶺；或乘水路，泛江而下；將戰馬分送至各都統司和三衙軍中。
四川三都統司按規定，應由茶馬司照額撥給戰馬。但是，吳U為了得到精良的戰馬，便以金帛等物誘致蜀隴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部落來附，讓他們耕牧沿邊田土，并在宕昌添設互市，收買戰馬。這樣一來，就直接影響了茶馬司收買戰馬的數量和質量，但礙于吳U權勢，茶馬司也無可奈何。
吳U靠軍中互市，多得良駟，建立起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四川三都統司的戰馬，共有13000匹。其中，興元都統司有2000匹，金州都統司有1000匹，而興州都統司則有10000匹。吳U把興州的萬名騎兵作為戰略部隊，僅在并外四州配置了3000余名騎兵，而將6000余名騎兵留在興州境內，歸自己親自掌握。在宋金第三次戰爭中，吳U的騎兵發揮了重要作用，留下了“西路騎兵遂雄天下”的美譽（22）。
乾道三年（1167）吳U死后，虞允文宣撫四川，即任命張松為都大提四川茶馬，統一馬政，奏請朝廷，下令停止軍中互市戰馬。四川三都統司所需戰馬，統一由茶馬司照規定數額撥給。于是，四川三都統司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便喪失殆盡。特別是興州都統司，因騎兵數量多，所受影響也就特別大。
吳挺回到興州上任后，買馬一事給他的刺激特別大。他喟然而嘆，公開宣稱：“馬者，兵之用也。吾寧罷去，不忍一旦誤國重事！”（23）。他條具利害，向朝廷上奏，稱軍中市馬已行之三十余年，有騎兵精強之效而無影響朝廷買馬歲額之害。他說：
本司諸軍戰馬，除茶馬司得歲額綱馬六百五疋外，例用諸軍青草錢歲余于宕昌以來自行收買。自張松變更馬政、禁之。合得歲額之數，亦支撥不及。乞許本司以青草錢依舊（于）宕昌、威遠鎮等處收買（24）。
淳熙二年（1175）
當時，暫時負責茶馬司事務的李蘩對這個買馬計劃不大以為然。他上奏朝廷，說：“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撥尤，有妨茶馬司歲額，況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管認（吳）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然而，李蘩連續三次呈交奏章也不見朝廷的答復。李蘩又急又氣，再次向朝廷上奏，指出吳挺的買馬計劃有七害，說：
乾道三年以前，吳U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v、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后軍費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況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驕羌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目自，十年間托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并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況U護送鬻弓蕃客，以防抄掠，今挺乃擔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復思惟，無一而可是（25）。
李蘩的這道奏章仍然是石沉大海，宋孝宗對此根本不予理會。當然，他也并未因李蘩提出了反對意見而處分李蘩，反而將李蘩提升為四川總領財賦，委之重任，以避免吳挺與李蘩在買馬問題上再發生沖突。照理說，事情就此應該結束了。李蘩去理他的財，吳挺去買他的馬，各不相關。但是，這件事情卻并不如此簡單。
李蘩，宇清叔，崇慶（今四川崇慶）人，進士出身。他從做官之日起，就一直在四川各地任職，當過縣官，做過州官，擔過知興元府、利州東路安撫使等職。他是個很能干的財政官員，對政治也頗為留意，富于洞察力。
早年他任知眉州時，曾主持過在成都舉行的科舉考試。他認為吳氏家族世襲兵權必然導致蜀亂，于是便在科舉考試的命題作文中，以“久假兵柄之患”為題，策問考生。其策問云：
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26）。
其后，忌恨李蘩的人將這道策問交給了吳挺。吳挺看后極為憤怒，與李蘩結下了不解之仇。這次買馬事件，李蘩的舉行實際上早已超越了馬政問題。正如后來魏了翁所說：“時吳氏擁兵再世，公（李蘩）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27）吳挺又何嘗不明白這弦外之音呢？
盡管在買馬風波中，李蘩的舉動只相當于一塊小石子丟進池塘里，沒有激起波瀾，水面漾起幾圈漣漪后便平靜了，可是吳挺卻忘不了報復李蘩。
李蘩擔任四川總領后，吳挺發現龍州（舊治在今四川江油以北）、劍州（治今四川劍閣）的軍糧米粒粗黑，以為這是陳腐之米，便貿然上奏，訐告李蘩供軍失職。宋孝宗批示后，將奏章轉交李蘩，讓他做出解釋。李蘩一看就知道吳挺不識龍州和劍州的黑米，所以才鬧出了這個笑話。于是，他不動聲色，上奏宋孝宗說明黑米系土產，并呈報了黑米樣品。宋孝宗很欣賞李蘩對此事的處理，稱贊他說：“李蘩曉事如此！”這樣一來，吳挺被李蘩搞得很狼狽。雖然宋孝宗沒有過分責備他，可他自己卻覺得丟了面子、下不了臺。于是，他便開始鬧起情緒來。
公元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金太宗大定十七年），吳挺上書皇帝，以奉養母親為由，突然提出辭職，請求給予他一個宮觀差遣。宋孝宗自然不會同意他的請求，于
昔卿伯父暨乃先臣繼提蜀師，多歷年所，厥有成績，著于西陲。雖曰折沖之良，亦惟久任之效。卿選繇世將，肇敏前修。方整暇之有，豈聞燕閑之可議！況年才強仕，正發意于功名，百日奉慈親，何害兩金于忠孝？勉酬朕眷，毋費而辭。所請宜不允（28）。
在這道詔書中，宋孝宗特意提到“久任之效”。這實際上是告訴吳挺不要對“世襲兵柄”之類的指責在意。然而，吳挺卻固執前請，連續上奏，請求宮觀差遣。
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春夏之交，吳挺帶著愛子吳曦動身去了臨安，想入覲皇帝。行至半道，他便得到了宋廷授予他兼知興州的任命。這件事很有意思。它說明吳挺入覲是自做主張，并未得到皇帝的允許，否則，半道上他就不可能得到任命。
既然吳挺是擅自入覲，所以他在得到任命后，仍固執己見，繼續前往臨安，并且上書皇帝，辭免兼知興州，并堅持要求給予自已一個宮觀差遣（29）。
檀自入覲原本是不準許的，可既然吳挺是在使性子，因此宋孝宗也就沒有責怪他。
在宋代，皇帝向臣下賜茶藥、臘藥之類的是項慣例。不過，茶藥、臘藥的多少，以及盛藥合子的質地優劣卻是有一定之規的．體現著等級差異。例如，淳熙二年宋孝宗賜予馬軍司都虞侯王明、以及各都統司的都統、副都統銀合臘藥，供高級將領驅寒防病之用。其中，吳挺的是御合，藥重五十兩；而其它諸人的則是汝合，藥重才三十兩（31）。由此可見，吳挺的地位在當時南宋王朝的高級將領中是最顯要的。
宋孝宗召見了吳挺。有關這次召見的情況，史料甚少。不過，宋孝宗肯定是勸說過吳挺的。而吳挺則“悉以西邊便宜為上厲言之”（32），要求給他以更大、更多的權力。對此，宋孝宗又滿足了他的要求，任命他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把整個利州西路的軍、政大權都交給了他。
然而，這樣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利州路自淳熙二年復分東、西兩路后，于淳熙三年又合而為一。這次既然任命吳挺為利西安撫使，那勢必又得將利州路再次分開了。于是，宋孝宗下令將利州路又一次分為東、西兩路，以吳挺帥西路兼知興州，以知興元府程價充任東路安撫使。宋孝宗之所以不惜勞神費力地再次分路，是因為他一方面愿意給吳挺再增加部分權力，而另一方面又不愿讓他的權力過大的緣故。如果授予他利州路安撫使，那興元都統司也就會歸他節制。這樣，吳挺的權力也就太大了。
在這次召見后不久，吳挺便掛著利州西路安撫使的新頭銜，興致勃勃地返回四川了。這次臨安朝覲，吳挺把次子吳曦留在了臨安，名義上說是服侍天子，實際上是讓吳曦變相地留做了人質，以換取宋孝宗的放心。吳曦這年才17歲，官為文階右承奉郎。宋孝宗為了表示對吳氏的恩寵，下令將吳曦的文階右承奉郎改換成武階武德郎（第36級武階），并任命他為中郎將，充任侍衛。在以文易武之間，驟然將吳曦的官階升高了若干級。后因有人反對，說這樣違反了升遷的制度，宋孝宗方才將吳曦的官階降了六級，改為武翼郎（第42級武階）。
吳挺在臨安時，曾向宋孝宗建議，說：“自昔營田之積谷實力，本以為便。今階、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營田乃反不同。以三年計之，所得才四萬九千余緡，而所費乃一十七萬余緡。乞令所屬州縣召民戶請佃，卻將軍兵抽還歸軍，趁赴教閱。”（33）宋孝宗同意了。回川后，吳挺立即將此措施付諸落實，改變了過去營田經營不善的狀況。
吳挺認為自己既然當上了安撫使，就必須對民政加以留意，辦幾件有利于百姓的實事。興州座落在山拗之中，老百姓多依山建房，“據山蟻聚”。然而，這鱗次櫛比的民房多系茅屋，一家著火，殃及四鄰，火災危脅極大。于是，吳挺說服民眾，采取措施，將茅屋改建成瓦房，并將狹窄的街巷拓展成大道通衙，以防止發生火災時火勢蔓延而不可收拾。對此，興州百姓感恩戴德，家家設有吳挺畫像，“飲食必祝焉”（34）。
對于邊境治安，吳挺尤為注意。由于宋金對峙，自秦隴至江淮，邊境線綿亙數千里，所以多有強盜往來兩界，在邊境地區活動，極不容易捕捉，對宋金雙方的治安均有影響。在川蜀秦隴邊境地區，這個問題由于復雜山地地形的作用更顯突出。虞允文宣撫四川期間，曾因在招降活動于商州和虢之間、擁有數萬之眾的金國大盜寇鄰所部的問題上處理失當，而招致了朝廷的非議。吳挺擔任利州西路安撫使后，改變過去不愿招降強盜的作法，勸說在西和州、成州、鳳州沿邊一帶在金境和宋境來回打家劫舍的強盜投降，一次便收降了一股以楊廣為首的強盜九十八人。吳挺見這些強盜少壯有力、有膽有勇，便依照過去收降強盜竇彪的辦法，把楊廣等人編入軍中效力。對吳挺這種做法，宋孝宗盡管沒有反對，但也不太高興，下詔告誡吳挺：“自今如有似此作過之人。令收捕，依法施行。不得依前，援例招收。”（35）
盡管宋孝宗對招降一事不太滿意，但他也只是在口頭上說說而已，并未真正限制過吳挺。而吳挺也利用皇帝對自已的寵信，陽奉陰違，繼續在自己的轄境內招降強盜。淳熙十三年（1186），由于吳挺招收的強盜數目很多，宋孝宗認為他累年招收強盜，是銷患于未形的良策，下令由學士院降詔獎諭吳挺。
吳挺深知維系邊境治安，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內部穩定，嚴防苛政擾民。為此，他對關外四州的官員要求較嚴。淳熙十六年（1189），成州天水知縣張孝友“非時催科迫擾，不能撫存，致人戶逃竄北界”，給吳挺刺激很大。于是他奏報朝廷，將張孝友罷官，并追究了張孝友的上司知成州崔士威“失察”的責任，給崔士威予以“降一官”的處分（36），以儆效尤。
川隴邊境地區分布著許多少數民族部落。要維護邊境安寧，就必須穩住這些部落，讓他們真正為南宋王朝效力。吳挺上于自上便生長西陲，又曾擔任過沿邊的軍事指揮官，更得益于吳d、吳U長期培植的與少數民族部落的良好關系，因此他以封官許愿等形式拉攏了沿邊部落首領。淳熙十六年（1189），金朝所控制的部族首領拶忽令聚眾越過宋金邊境生事，即被為吳挺所控制的龍家族都管包千設謀捉獲。但是，宋廷只是薄賞了包千。引起包千的不滿。龍家族居住在南宋邊境的最北邊。以前吳挺為了控制龍家族，便用利州西路安撫司的名義替包千借補了一個承信郎（第52級武階）的低級武階。吳挺也對朝廷薄賞包千的做法感到不滿，認為這次既然包千立了功，那朝廷薄賞顯然就不妥當。于是上奏朝廷，請求朝廷直接下令給四川制置司，讓四川制置司承認包千原借補的官銜，并發給包千的任命狀。宋孝宗同意了吳挺的意見，下令給“包千特加一官，令制置司出給付身”（37）。通過這件事，吳挺在川隴邊境少數民族部落中的威信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吳挺作為安撫使，治理利州西路，可謂政績平平；但作為都統制，編練興州大軍，可謂成效卓著。
吳挺就任興州都統時，四川三大都統司共有官兵九萬七千三百三十八人，軍馬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匹。其中，興州都統司共二有官兵六******，軍馬一萬匹，可以說是四川軍事力量的臺柱。然而，由于軍糧供應困難，興州大軍被迫分散駐扎在各州縣，以減少糧食運輸的困難。這就是所謂的“就糧”。由于就糧，興州大軍舊有的編制全被打亂，“漫不相屬”（38），指揮起來極不方便。
公元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吳挺上奏朝廷，要求重新將部隊進行編組。他說：
所管前、右、中、左、后、選鋒六軍，共四十七將，額管馬步軍六******。緣就糧在十一州軍并管下縣鎮等一十六處，共二十七處屯駐，更有了戌去處在外，周回二千余里。緣先來移屯、遷徙，致得軍將分析地里，遠近不相連接。每有行移，往返迂回，經數千里，下下累目，方應報。乞將所管軍將，就近撥并軍次稱呼。
吳挺還將具體改編的方案呈報宋孝宗審閱。宋孝宗同意了他的方案，下詔命令興州部隊按吳挺提出的方案實行整編，規定“興州駐扎御前諸軍所管馬步軍六******，作前、右、中、左、后、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游奕馬（馬疑為衍字）為名。每軍計六******，差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每將差正、副、準備將各一員”。
經過整編，興州都統司所轄部隊由六軍擴成了十軍，合理劃分了駐扎區域：從最西北邊頭的皂郊堡到興州，屯列五軍――踏白軍、摧鋒軍，選鋒軍、策選鋒軍、游奕軍；在作為大本營的興州，駐有兩軍――前軍和中軍；從興州向西南，折至綿州，是分屯有三軍――左軍、右軍和后軍，首尾呼應，井井有序。
由于整編，興州都統司的六軍擴充至十軍，各級軍官的名額也就相應增多。然而，吳挺選練嚴密，不容虛濫。“其本軍統制十員，缺三員；統領二十員，缺九員；正將四十七員，缺十一員；副將四十七員，缺十七員；準備將四十七員，缺十一員；部將九十四員，缺四十三員；隊將一百四十員，缺二十九員；隊官一千三百六十一員，缺七百五十一員”。對于這些缺員，吳挺采用“差人兼權”的方法，讓略低于此級別的軍官代理其職務，既保持了軍官的精良，又節省了大筆軍官薪俸，而且便于選拔******軍官。二十年后，監察御史姚愈還對吳挺這項措施贊不絕口，說他這樣做，只算經濟帳，就“歲省總領所錢糧幾五十萬緡”（40）。
整編完成后，吳挺又大力營繕堡寨，修復和修筑了皂郊堡、合水寨等重要的軍事要塞。
皂郊堡原屬秦州，位于山山口，控扼著祁山道的沖要。“為蜀捍蔽，距虜境三里”。早在吳U時期，皂郊堡就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軍事要塞，成為宋軍進攻秦州的出擊陣地以及宋軍抵御金軍的******道防線。隆興二年（1164），金軍乘宋軍德順撤軍兵敗之機，進攻秦州。皂郊也被金軍攻陷，遭到嚴重破壞。宋金隆興議和后，由于宋方官員懼伯金方指責，害怕背上破壞和約、挑起邊境爭端的罪名，因此一直不敢重建皂郊堡的軍事設施。吳挺認為如不重建皂郊堡，將來宋金戰爭再度爆發時就會受制于金軍，于是秘密加以營建，使皂郊堡恢復了軍事要塞的功能。此外，他還命令部隊在成州的合水寨，修建了三處堡寨，聲勢相接，使之成為祁山道上抵御金軍進攻的第二道防線。但是，合水要塞缺水，難以對付長期圍攻。于是，吳挺便命令部隊掘地找泉，終于建成了十四眼水井，解決了這一難題。通過吳挺的長期經營，皂郊與合水所構成的祁山道防御體系日趨嚴密，號稱“金湯之固，足以瞰秦壤而護蜀門”（41）。
吳挺構建皂郊和合水要塞，說明他仍然承襲吳U的戰略思想，把用兵的重點依舊是放在蜀隴一線的。這種戰略思想與宗孝宗格格不入。當初，吳U攻取德順后，捷報飛傳臨安。宋廷為之振奮，而史浩卻不以為然。他指出：“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d，即今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宋孝宗大以為然。（42）不久，因為一樁偶發事件，吳挺遂與宋孝宗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沖突。
自隆興和約以后，宋金休兵罷戰，但是卻并未消除敵對狀態。稍有風吹草動，雙方都為之緊張。淳熙十年（1183）。周必大上奏說：“白氣自西南亙天，宜為兵備。”宋孝宗初不以為然，說；“日腳之氣，冬常有之。”周必大又堅持自己意見，說：“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43）宋孝宗于是也緊張起來，立即以“元字號御筆”，稱金人即將來犯（44），命令四川三大將“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45）。
接到皇帝的詔令，吳挺與興元都統彭杲、金州都統傅鈞都立即寫下奏報，分別上奏，陳述自己用兵的方略。
彭杲擬以興元大軍以重兵守大散關，揚言奪取和尚原，以牽散金軍；而實以奇兵進取鳳翔，合興州大軍進占秦隴；而金州大軍則出商虢，并以重兵取大慶關及潼關，中斷金軍后援，以利全面收復關中。
傅鉤擬以興州大軍出大散關，取和尚原，占領寶雞，與金軍在鳳翔一帶相持；而興元大軍與金州大軍合軍，乘虛攻擊長安；并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陜州，燒大慶橋，以阻絕金軍。
而吳挺的計劃卻與兩人迥然不同――
合取要地，無逾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成州皂郊。又，金州之師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實，今未可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亦須三路俱進以為之。
金自用兵以來，前后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之兵，經寶雞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雞和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為我有。
敵或為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止可固守原堡，然后設方略攻其所必救，以致敵。
敵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戌，彼已不疑。若以更戌為名，合并外所屯之眾，自皂郊直趨秦州，止三十里，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余熙、鞏、蘭、會，全無守御，量遣人兵既可撫定。若鳳翔無援，可逆擊破之（46）。
在奏書中，吳挺提出“以更戍為名”，集結軍隊，偷襲金軍。但他所擬定的軍事計劃，與吳U進攻隴右并無異樣。宋孝宗讀過吳挺奏報，對此極不滿意。他提筆給吳挺復信說：
比覽卿來上關陜地圖奏陳：“敵兵平昔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眾，自皂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余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御，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
以若卿言，恐異日未為得計。尋檢會吳U、王之望所奏前后累章，備見辛已出師秦州、德順，舍重取輕，首尾失據，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致無功。致令王彥、吳拱荊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轍可復蹈哉？
今蜀門重兵己隸于卿，次則興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會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攻取敵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沖。卿更宜審取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時之誤一為后事之戒（47）。
實際上，這次只是一場虛驚而已。不過，通過這樁偶發事件，倒是暴露出了吳挺與宋孝宗在用兵重點及方向上的根本分歧。時隔不久，兩人在“花裝”和“純隊”問題上又有了矛盾。
吳挺練軍，傳承吳d、吳U之衣缽。四川宋軍的戰斗編隊，過去一直是采用“純隊”。即以隊為單位，或純用弓弩，或純用戈戟。前面的那場虛驚以后，宋孝宗便下令，讓四川三都統司部隊全部改用“花裝”的戰斗編隊。即將弓弩手和戈戟手混編為一隊。吳挺對此極為不滿，但又不得不執行命令。對于吳挺的不滿，宋孝宗似乎也有所察覺。淳熙十一年（1184）九月，他下詔問吳挺：“聞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隊。近易花裝。二者孰便？”
吳挺奏報：“何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
興元都統彭杲奏報：“四川諸軍，昨日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人為隊，止是教習純隊事宜。兵刃相接，取便應用。”
金州都統傅鈞奏報：“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全隊呼索，易于應習。”（48）
既然四川三大將都一致肯定純隊而反對花裝，宋孝宗也就尊重了他們的意見，取消命令，下令四川三都統司部隊依舊改用純隊。
公元1185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夏仁宗乾v十六年）四月，宋廷得到一份報告，稱“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49）。這不禁又激發了宋孝宗這位念念不忘“王師北定中原日”的皇帝那壓抑了十幾年的雄心。
所謂故遼，這里是指西遼。公元1123年，在遼王朝即將被金王朝攻滅的前夕，遼朝皇族耶律大石率兵西走，在遼朝的西北重鎮可敦城招集各部落的力量，重建起一支嫖悍的騎軍。大石通遼、漢文字，在遼朝曾為林牙（翰林）。他率勁騎繼續西行，并于公元1131年自立為帝，史稱西遼。西遼最后在虎思斡爾朵（故址在今吉爾吉思托克馬克以東楚河南岸）定都，成為中亞地區的一個強大王朝。公元1143年，大石病死，皇后塔不煙執政。公元1151年，大石之子夷列即位。公元1164年，夷列死，其妹普速完執政。公元1178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統治西遼。大石時期，曾派出一支七萬余騎的大軍東征金國，然而道途多阻，進至和闐后便不得已而退軍。其后，西遼便斷絕了東征之想。
公元1185年是直魯古即位后的第八個年頭，也是西遼的多事之秋。宋孝宗得到的情報完全是一份虛妄的報告。其情報來源應是四川方面從西夏那里得到的。如果這樣考慮，那吳挺就與這份情報有關系。不管怎么說，當時宋孝宗得到這份情報后，異常激動，立即給吳挺與四川制置使留正下了一封密詔，讓吳挺與留正商議，準備配合西遼攻勢而出兵北伐。幸好當時擔任樞密使的周必大還很冷靜，勸宋孝宗不要輕舉妄動，“但當嚴備，隨機應之”（50）。不久，此事便得到證實，純屬子虛烏有。
盡管如此，宋孝宗卻仍不甘心。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他又詔令吳挺，讓他與西夏方面進一步取得聯系，結交西夏。這時。留正已被召還臨安，而新任四川制置使趙汝愚還未入蜀，因此宋孝宗便讓吳挺一手承辦此事。然而，《宋史》卷486《夏國下》卻載：“當時議論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由此可見，吳挺結交夏國沒有獲得什么進展。宋孝宗從此也就不再做北伐之夢了。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他在紫宸殿舉行內禪儀式，正式將皇位禪讓于第三子趙，自己退位做了太上皇。
趙即宋光宗。他缺乏他父親那種矢志收復河山的壯志，因此，吳挺這位三世為將、一柱擎夭的武將對他來說，不僅已失去政治價值，而且反倒成為一種潛在的政治威脅。不過，在他即位之初，還不便硬與太上皇做對，所以對吳挺仍示以禮遇。于吳挺的官爵已積至檢校少保、定江軍節度使、武功郡開國公，所以宋光宗便下詔特授吳挺為太尉（51），并且“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52）。
這時，吳挺已是病魔纏身。但他強行支撐著，照常處理軍政事務。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的軍器制造比較落后，他便想法節省開支，籌集錢物，招集工匠，創立作院，制造軍器。《世忠保蜀忠德碑》稱：當時六州作院制造的殳、矛，戈、盾、弓矢、甲胄、麾旗、氈裳等軍械裝備數量極多，“時久積如丘山”。
興州東北有兩條谷水，每值山洪暴發，往往威脅到興州城的安危。于是，吳挺組織人力，修建了兩道大堤以阻遏山洪。紹熙二年（1191），嘉陵江水暴漲，水發入城，漂浸居民，致使興州軍民共有3492戶、19209人遭到災傷損失（53）。吳挺一面賑濟災民，一面又組織人力，修建沿江防護長堤，以保證興州城的安全。
公元1192（宋光宗紹熙三年，金章宗明昌三年），四川制置使趙汝愚被召歸臨安，宋廷任命戶部侍郎丘為煥章閣直學士，出任四川制置使。這時，宋光宗與太上皇帝宋孝宗的矛盾加劇，父子兩人的關系搞得很僵，甚至不愿見面。在這種背景下，丘的到來，對吳挺是極為不利的。
吳挺在歸蜀之初，就與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不和，并與李蘩搞得關系緊張，水火不容。其后，他吸取了教訓，“貴重待賓客”，尊重文官，以改善文武之間的關系”（54）。然而，由于唐朝藩鎮割據的深刻影響，宋代的士大夫對武將的權力似乎都有一種矯枉過正的認識，即認為大凡武將權力過大就必然會尾大不掉，甚至反叛朝廷。因此，他們大多主張抑制武將權力。這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而是出自一種政治觀念。
從留正出任四川制置使起，繼任的趙汝愚、丘等人都是強烈要求抑制吳氏勢力在四川發展的人物。《宋史》卷391《留正傳》稱留正任四川制置使之時，“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宋史》卷392《趙汝愚傳》稱趙汝愚早在宋孝宗淳熙年間便對宋孝宗說：“吳氏四（三）世專蜀兵，非國家******，請及今以漸抑之。”但由于宋孝宗對吳挺深信不疑，對這些意見并不太在意。
宋光宗即位后，情況便不同了。留正、趙汝愚都高居廟堂，太上皇宋孝宗受到宋光宗的排斥，已不能遙制朝政，因此留正等人要求抑制吳氏的言辭也就格外強硬起來。紹熙三年（1192），當趙汝愚初召歸臨安、宋廷在討論四川制置使的人選時，左丞相留正煽動說：“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55）于是，在留正的一力主持下，宋廷便派遣丘出任四川制置使，以抑制吳挺。
丘“素以吳氏世掌西兵為慮”（56）。他出任四川制置使是負有秘密使命的。因為此時宋廷已得到報告，說吳挺病情嚴重，已經快近死期了。丘離開臨安赴任之際，利用陛辭的機會，還特意告誡宋光宗，說吳挺死后，朝廷千萬不能再把兵權交給他的兒子了。宋光宗深以為然。這樣，吳挺又面臨著吳U臨死之時的那種難堪的處境，受著深深的煎熬。
公元1193年（宋光宗紹熙四年，金章宗明昌四年）春，吳挺料定自已的病情已無好轉的可能，便上表請求致仕。宋光宗等人喜出望外，趕緊下詔宣布：“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扎御前諸軍都統兼知興州吳挺守本官致仕。”（57）五月，吳挺病死，享年五十有六。宋廷得知吳挺死訊，下令特贈吳挺少保。其后，又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58）。
（1）《宋史》卷383《虞允文傳》。
（2）《宋會要輯稿兵》二0之29。
（3）《文定集》卷8《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4）《文忠集》卷110《獎諭吳拱詔》。
（5）《文忠集》卷107《吳拱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6）《文忠集》卷110《吳拱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7）《文忠集》卷112《賜吳拱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告》。
（8）《宋會要輯稿職官》77之22載：“（淳熙元年）
（9）《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13。
（10）《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卷64，淳熙十四年三月辛酉記事。
（11）《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1《制置使》。
（12）孔凡禮：《范成大佚著輯存》P57。
（13）《峰真隱漫錄》卷9。
（14）《誠齋集》卷120《王淮神道碑》。
（15）《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四川軍糧數關外積糧數》。
（16）（17）《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6《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18）《宋會要輯稿食貨》二0之22。
（19）《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14。
（20）（23）（32）（34）（41）《世忠保蜀忠德碑》。
（21）《宋史》卷198《兵十三馬政》。
（22）（38）（52）《宋史》卷366《吳挺傳》。
（24）《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13。
（25）（27）《鶴
（26）《宋史》卷398《孿蘩傳》。
（28）《文忠集》卷108《賜吳挺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29）《宋史》卷366《吳挺傳》、《世忠保蜀忠德碑》均將吳挺擅自入覲的時間記為“淳熙四年”；《文忠集》卷108《賜定江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上軍都指揮使、興州駐扎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辭免兼知興州恩命，乞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明確記有這道詔書的頒發日期，為“淳熙五年六月十四日”。因此，“淳熙四年”顯然是誤記。
（30）《文忠集》卷112《淳熙五年六月二十日，撫問吳挺到闕并賜銀合茶藥》。
（31）《文忠集》卷1ll《賜侍衛馬軍都虞侯王明并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郭剛、皇甫倜、魯安仁、郭鈞、李川、郭棣，御前諸軍副都統馮湛、韓寶、張榮、張宣、于友、明椿銀合臘藥敕書》。
（33）《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154。
（35）《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32。
（36）《宋會要輯槁職官》七二之54。
（37）《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12。
（39）《宋會要輯稿兵》六之2。
（40）《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71。
（42）樓鑰；《攻集》卷93《史浩神道碑》。
（43）《攻集》卷94《周必大神道碑》。
（44）《文忠集》卷147《興元彭杲奏》。
（45）（49）《宋史》卷35《孝宗三》。
（46）《文忠集》卷147《興州吳（挺）奏》。
（47）《文忠集》卷147《錄白付吳挺御筆》。
（48）《皇宋中兩朝圣政》卷61。
（50）《攻集》卷93《忠文耆德碑》。
（51）《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14。
（52）《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17。
（54）《攻集》卷91《楊玉休行狀》。
（55）《宋史》卷391《留正傳》。
（56）《宋宰輔編年錄》卷20，開禧二年記事。
（57）陳傅良：《止齋集》卷13。
（58）《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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