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德順撤軍遭到大敗之后，吳U在政治上明顯受到了冷遇。他與四川制置使沈介的關系不太融洽。這位曾擔任過宋高宗中書舍人的沉介，似乎是個極難對付的人。幸好沈介于隆興二年（1164）冬就被調離了四川，授予權兵部尚書，擔任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去了，這才使吳U松了一口氣。但兵部侍郎胡銓在朝廷上書批評他，卻又使他再次感到憤懣，難以忍受。而且，在金州都統王彥從四川的調離以及對于吳拱的彈劾和處分的問題上，宋廷都沒有尊重他的意見，這不能不在他心中投下濃重陰影。隆興和議的簽訂，更使他感到寒心。當他接到宋孝宗關于隆興議和、休兵罷戰的詔命后，幾乎不能自持了。出于激憤，他立刻向宋廷上奏，“抗章請朝”（1）
公元1165年（宋孝宗乾道元年，金世宗大定五年）初，宋孝宗親自給吳U寫了封回信，同意他到臨安覲見，并告訴他可以帶家眷同往。吳U將宣撫司的有關事務作了安排后，便攜帶家人動身離開四川，泛江而下，前往臨安。
吳U是一位多子女的將軍。其妻為王氏，紹興三十二年（1162）已去世。其妾為張氏，被封為淑人，似乎較得吳U寵愛。吳U與王氏、張氏共養育了十二個兒子：吳援、吳掖、吳擴、吳K、吳挺、吳拭、吳拯、吳、吳m、吳揚、吳揆、吳撙。其中，吳援、吳擴、吳K、吳拭、吳拯皆為王氏所生，其余諸子則為張氏所生。吳U的女兒不見記載。他與姚仲是姻親，但不知是其子與姚仲之女婚配，還是其女與姚仲之子婚配。
這次吳U前往臨安朝覲，并未盡數攜帶家人同往。當時吳援正擔任著知蜀州，吳K正擔任著知洋州，吳拭正擔任著四川宣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吳正擔任著利州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公務在身，不可能前往臨安。至于吳挺，因軍務在身，更不能離開。吳U行至半道，心中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向朝廷呈交了一封奏疏，請求朝廷免去他的宣撫使之職。不久，他在旅途上便接到了宋孝宗的詔書，對他的辭職請求予以婉言駁回。吳U心里感到快慰，但為了表明自已的態度，他接著又上疏請求致仕。宋孝宗知道對于吳U這種請求的同意與否，在這種時候實際上是一種微妙的暗示。于是，他再次下詔，婉言拒絕。在上疏下詔的一往一復之伺，吳U的旅途便結束了。
四月初，吳U抵達臨安。23年前的六月，他曾來臨安朝覲。當時的臨安，作為臨時的帝都，還草創不久，規制不全，而現在的臨安卻異常繁華，加之時值初夏，繁花似錦，益發顯得美麗動人。詩人楊萬里在《初夏清曉赴東宮講堂，經和寧門外賞花市》一詩中，對初夏時節的臨安詠贊道：“剩風殘雨一向顛，花枝酒盞兩無緣。忽逢野老從湖上，擔取名園到內前。芍藥截留春去路，鹿蔥交上夏初天。眾紅半霎聊經眼，不枉皇州住二年。”然而，吳U此時絕無“皇州住二年”之心，他只想借這次朝覲之機，叩見太上皇和皇上，把自己的敗績洗刷洗刷、把自己的心跡表明表明而已。
得到吳U抵達臨安的驛報，為了撫慰這位眼下資歷最深的宿將，宋孝宗立即派遣中使鄭邦美專程前往吳U下榻處勞問，賞賜加等，以示禮遇的隆重。次日，宋孝宗在便殿召見了吳U。見到這位只聞其名、未曾照面、然而又是他的棋盤中的一個重要棋子的西邊大將，，年青皇帝對他慰諭再三，并聽取了他對川陜局勢的意見。宋孝宗對將來接替吳U的人選尤為關心。當他問及吳U諸子的情況時，實質上就是在委婉地表達著這個意思。對此，吳U心里也很明白，于是便直言不諱地說：“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宋孝宗心里早有打算，但他嘴上卻不失身份地贊同吳U的意見，說： “吳挺是朕千百人中親選出者。”（2）接著，宋孝宗又安排吳U去德壽宮朝見宋高宗這位太上皇。
德壽宮是宋高宗內禪后的住所，號稱“北大內”。宮內有一大池，引湖水灌注。這個大池是宮內建筑布局的中心――“其上迭石為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樓名聚遠。又分四地，為四時游覽之所。”（3）在這座花園式的建筑中，閑退的宋高宗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臺，依然余威猶在。楊萬里經常出入宮廷，對宋高宗的閑退生活是極為留意的。他在《德壽宮慶壽》一詩中寫道：“天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卷，萬歲聲傳震八方。”詩中的情景并非想象虛構。閑退后的宋高宗對一般政事是不予過問的，但對重大問題，他卻仍然十分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握有最后的決策權。因此，赴德壽宮朝見宋高宗，可以說是一種隆重的政治禮遇。
在德壽宮內，宋高宗見到吳U，追憶往事，敘
叩別宋高宗，從德壽宮回到下榻處后，吳U又接二連三地收到不少御賜禮物。宋高宗、宋孝宗不斷派人慰勞吳U，御府異饌，賜無虛日。早在兩年前，宋廷已準許吳U可以立家廟、祭五室。眼下，宋高宗和宋孝宗又送給他成套的御制祭器。宋孝宗還特意讓皇子謁見吳U，以示格外的寵遇。
五月，宋廷冊封吳U為太傅，進封新安郡王。出于禮節，吳U三次上章懇辭，但宋孝宗派遣中使傳達詔諭，駁回了吳U的辭請，并下詔任命吳U“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當時隨父來到臨安的吳U諸子在朝見皇帝后，“皆蒙異數，恩禮赫奕，寵絕一時”（4）。
六月，宋孝宗下詔讓吳U還鎮。宋高宗和宋孝宗都分別為吳U設宴餞行。宴席間，君臣無拘無束，氣氛融洽。在離開臨安時，吳U還恃意到德壽宮向宋高宗辭行。吳U十分哀傷地說：“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遠離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宋高宗也為之動情。吳U淚流滿面，他也老淚縱橫。宋高宗解下佩刀，賜予吳U，說：“異時思朕，視此可矣。”（5）
八月，吳U冒著酷署回到漢中赴任。臨安朝覲，吳U所受到的禮遇超乎尋常，以致“觀者嘆息。以為前此未有”（6）。新來的四川安撫制置使、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也稟承皇帝的旨意，對吳U格外尊敬。在吳U開四川赴臨安朝覲的期間，他特意以安撫司的名義推薦吳挺權知興州。
吳U改判興元府，而興州則由吳挺權知，這種安排是令吳U心滿意足的。不久，吳挺上奏朝廷，請求免去自己以前兼任的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的空銜。宋廷同意了吳挺的請求，并宣布了對吳挺的提升：“興州駐扎御前中軍統制吳挺近已自陳除落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理宜優別。可特與升差本軍都統制，填吳拱舊缺。”（7）
十一月，當這道命令到達四川時，吳U吳挺父子都非常高興。宋廷的這種安排是有深意的。由于宋金議和和年老體衰，吳U已經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做為了。特別是德順撤軍失敗，使吳U自覺英雄氣短。宋廷出于“趙宋家法”，特別警惕武將功高震主，而對于敗軍之將則較為寬容。因此，對于吳U這種因特殊原因而先勝后敗的老將，宋廷自然就更加優容了。
吳U到興元府上任后，把主要精力從宣撫司的軍務中抽了出來，遍訪民間疾苦，開始致力于民政事務。
吳U過去早就知道姚仲在興元主政時有侵吞“贍軍、常平窠名”以充“抱認酒稅、擅置坑治、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的劣跡，也曾對姚仲的行為加以制止，但終因自已不能直接管理興元府的民政，加之姚仲的這些活動多少又同軍隊的供給有關，所以他對興元府的事情并未多加過問。
這次到興元府上任后，他通過調查訪問，了解到百姓對軍糧收購和征收維修褒城古堰的竹木時官史舞弊的行為反映最為強烈，于是便著手解決這兩個問題。
漢中盆地是蜀口宋軍軍糧的主要供給地之一，但興元府的軍糧收購卻有嚴重弊端。每逢夏收秋收之際，主管軍糧收購的官吏便大肆營私舞弊。他們采用大斗進、小斗出的伎倆，收購百姓糧食時用大斗，或者在標準斗的斗面上做手腳多收糧；等軍糧入庫時，他們又重新盤量，從中漁利，獲取所謂“羨余”。百姓深受其害，軍糧收購也受到影響。于是，吳U頒布命令。嚴禁官吏在收購軍糧時盤量糧食，讓交糧的百姓自己用文思院制訂的標準斗量糧。以杜絕官吏的舞弊行為。
維修褒城古堰的竹木征收由來已久。褒城等縣為古灌溉區，各有古堰，分水灌溉農田。古堰需要常年維修，于是宋政府規定：根據民戶各家的田土數量分別征收相應數量的竹木，用于古堰維修。但官吏卻相沿為奸，利用征收之機，采用非法手段超量征收百姓竹木以飽私囊，而對維修古堰、水渠卻不感興趣。久而久之，古堰及其配套的水渠因年久失修而埋塞淤積，喪失了灌溉功能。但官府卻依舊征收竹木，使百姓叫苦不迭。吳U于是以宣撫司的名義調動軍隊，命令士兵修渠筑堰，疏浚淤積，使褒城古堰水利工程又恢復了灌溉功能，而且還順便新開墾出水田數千頃。
公元1166年（宋孝宗乾道二年，金世宗大定六年）八月，宋孝宗下詔，命吳U復判興州（9）。興州乃四川重鎮，其地位比興元重要得多。表面上看，這是倚重吳U，但實際上卻不然。興州原由吳挺權知，吳U判興州，自然就擠掉了吳挺。
宋孝宗的這項決定與四川制置使汪應辰有關。他到四川負有一樁秘密使命，即監視吳U，隨時將吳U的活動上報朝廷。汪應辰出身貧寒，但讀書用功，十八歲便蟾宮折桂，成為狀元。秦檜當政時期，他因政見不同，三次遭貶。復雜的經歷，養成了他極深的城府。到四川后，他對吳U貌似恭敬，心懷叵測，密奏朝廷，稱“關陜大將系國安危，所當預圖”（10），導致了吳U復判興州。
吳U復判興州不到三月，宋廷便給汪應辰送來宋孝宗的密詔。在密詔中，宋孝宗指示汪應辰：“如吳U不起，收其宣撫使牌印，權行主管權事”（11），制定了以制置司代管宣撫司事務，以完成收吳氏兵權的策略。
利州路位于四川的北部，與秦隴接壤，是四川駐軍的主要地區。紹興十四年（1144），為了防止武將權力的過分集中，宋廷將利州路一分為二，西路治興州，東路治興元。現在，為了使吳U死后，四川制置司更能有力地控制整個利州東、西兩路，公元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宋廷頒布命令：“合利州東、西路為一”（12）；“以吳U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13）。這樣，在吳U死后，四川制置使汪應辰所代管的就不僅是利州東路或利州西路了，而是整個利州路。
對于朝廷的猜疑，吳U洞若觀火，表面卻佯做不知。他知道自己的喪鐘敲響以后，吳挺將有極大的危險。在四川三都統制中，金州都統任天錫極得知樞密院事虞允文的信任，興元都統王權乃朝廷特遣之人，而吳挺作為興州都統的候補者，自然處在受猜忌的地位。因此，在生命的盡頭，他毅然打發吳挺以入朝奏事的名義，離開四川，前往臨安，明智地做出了放棄權力的姿態。
盡管如此，宋廷仍對吳U極不放心，不斷命令汪應辰將吳U的動態密報朝廷。而汪應辰的密報也確實十分精細。他在寫給同知樞密院事陳俊卿的報告中寫道：
吳宣撫
報告中的“知利州者”，是吳U長子吳援；而“知綿州者”，大概是其三子吳擴。從報告看，吳U在二月病危，故急召二子回興州。但他的病情其后又有好轉，因此二子滯留不回頗遭猜忌。
然而，病情好轉后的吳U，心中卻很坦然。他清楚自已不久便將離開人世，病情好轉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他請來一位幕客，說；“為我草遺表。”幕客說：“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吳U答：“死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吳U口授大意，幕客草表。吳U直言不諱，在遺表中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并且向宋孝宗吁請：“愿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
在寫遺表的前數日，吳U已寫好了遺囑。但不準家人在他未斷氣之前開啟。當吳U死后，家人打開遣囑一看，他只談到了家廟等幾件事情，內容十分簡略。
不久，吳U病情加重。他立刻向朝廷上章請老。宋廷同意了吳U的請求，下詔宣布：“太傅、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祆使吳U除太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致仕。”（15）然而，當這封詔書千里迢迢下達到四川時，巳是
四川制置使汪應辰寫了兩首悼念詩。其一云：“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殉國，百戰竟平戎。環列周廬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其二云：“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跡遠相望。名載風云會，神游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鷹揚。”（16）不論汪應辰本心如何，他這兩首悼念詩可以說是吳U一生軍功、恩榮的真實寫照。
早在吳U臨死前夕，宋廷已在處心積慮地考慮能取代吳挺、總領興州大軍的興州都統制人選問題了。宋孝宗一面詔令汪應辰“萬一吳U果不起，令制置司徑作得旨，一面收取印意，權行主管取事，申取指揮”，一面又詔令汪應辰推薦興州都統制的合適人選。汪應辰在其《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宣撫札子》中推薦了吳拱、吳勝、姚仲三人：
……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階州吳拱，……其父吳d，……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
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后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為次。
又伏見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閑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閑廢，常有感慨發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沉介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17）。
除汪應辰之外，其它相應級別的官員也應詔推薦了姚志、王貴、張平等四川將官。對于這些人選，除吳拱、姚仲已為宋廷深知，只是不肯啟用之外，都被宋孝宗從四川召至臨安，一一面試。
吳U病死的前十來天，宰執進呈汪應辰奏報，稱“吳U以病，呼其子援至興州。今病未愈”（18）。為此，宋孝宗專門和虞允文、蔣芾討論了吳U繼任的問題。
宋孝宗說：“萬一吳U不起，誰可以代之？”又問虞允文：“卿前言，任天錫可代吳U。亦是？”
虞允文回答：“不職任天錫，頃在山前，聞諸將士多服之。”
蔣芾插話：“聞其人已老，亦是宿將。”
宋孝宗說：“可召赴行在，試觀其人。”接著，他又說：“近又召王貴、張平、姚志、吳勝等，一無可使者。俟其歸，朝廷宜行舉者賞罰，以警諸將，使他日無敢以不才之人為統制官也！”（19）
吳U病死后半月，死訊尚未傳至宋廷。
陳俊卿上奏：“諸將極難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統制王權亦未甚愜眾論。”
宋孝宗說：“朕亦知之，但無其人，當時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
虞允文上奏：“此人淮西兩敗事，如何可用！誠是，誠是。”（20）
于是，宋孝宗終于痛下決心，詔命吳勝為利州東路都統制，取代王權。興元都統比興州都統，事權相對為輕。興元都統的人選尚如此猶豫難決，便可見南宋朝廷在決心完成四川權力更換的時候，所面臨的困難是多么巨大。
在四川，汪應辰在吳U死后，立即按既定方案，接管了宣撫司事務，并將制置司移到了利州，以便就近指揮。接著，宋廷又命汪應辰權節制利州路屯駐御前軍馬，又再一次將利州路分為東、西二路，將東路部隊交由吳勝指揮。
配合虞允文入蜀，宋孝宗在
吳U病重之前，特意派吳挺到臨安奏事。吳挺到臨安后，宋孝宋拜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節制興州軍馬之職，離興州都統制就只差一級了。而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又是類似“近衛軍”的最高榮譽頭銜。吳挺滿心喜悅，辭別臨安而回返四川的路上，便得到了父死的噩耗。他銜哀星奔，毀頓骨立。殊不知，他趕到父親靈前沒幾天，朝廷竟又給他下達了改任的命令。
吳挺的新任官職，從職務上看，自然是高于他的原任官職的。然而，從權力上看，金州比興州卻又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吳挺的這次升遷，實質上屬于明升暗降。吳挺心內怏怏，抗章力辭，愿意為父守喪而不愿赴任。宋孝宗知道吳挺的意思，堅決不同意，婉言拒絕了他的辭請。
吳挺無可奈何，又值“防秋”時期，為了避免遭到更深的猜忌，他不敢再次上章抗命，只得悲涼凄楚地離開了興州，單騎上路，去了金州。
在金州，吳挺再次上章，請求離職，歸家守喪。然而，他的這次上章換來的卻是再次調任的命令。不久，他即被調任利州東路總管、興元府駐扎，手中幾乎沒有了權力，成為一名掌管地方部隊的長官。在興元府上任后，吳挺又一次力申前請，要求為父守喪。這一次，宋孝宗倒是很痛快地應允了他的請求（24）。
在吳挺離開興州后，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在益昌（今四川廣元市）開府，開始大刀闊斧地整頓四川軍政。在離開臨安之前，宋孝宗曾給虞允文交代了入蜀后必辦的九件大事。這九件大事中，整頓軍隊是主要內容。虞允文重建興洋義士、房州義士、房州保勝軍等民兵組織，淘汰正規屯駐大軍中的老少病弱、不堪作戰者，并對中、高級軍事將領進行了大起大落的調整。興州都統制任天錫由于“在軍侵用官錢數萬計”（25），被虞允文彈劾，責授忠州團練副使。于是，虞允文推薦荊南都統員琦為州都統制，并推薦吳拱接替吳勝，擔任興元都統制。虞允文提拔曾受吳U壓制的吳拱，意在以勢力有限的吳d后人取代勢力強大的吳U的后人。由于虞允文這次大規模的整軍，前后“進退偏裨二百余人”（26），吳U一系的勢力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公元1169年（宋孝宗乾道五年，金世宗大定九年）五月，宋廷任命王炎以參知政事的頭銜擔任四川宣撫使，召虞允文回朝，擔任右相兼樞密使。一年以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也已被召回朝廷擔任了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由晁公武接任了四川制置使。
王炎入蜀后，因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又得到朝廷命令合并為利州路，所以王炎僅于十月上奏宋廷，將吳拱的職稱由利東都統改為興元都統，員琦的職稱由利西都統改為興州都統，王承祖的職稱由金房開達州副都統改為金州副都統而已，對虞允文的人事安排，未作任何大的變動。吳挺依然在家守喪，遭到冷落。
公元1170年（宋孝宗乾道六年，金世宗大定十年）吳挺守喪三年期滿，應該復出為官了。宋孝宗任命他為左衛上將軍，讓他到朝廷供職，“依前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昌軍承宣使”（27）。吳挺的榮譽頭銜和官銜很高，而職權卻很低。他離開四川到達臨安后，宋廷特意于七月恢復設置了御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
所謂“兼”，只是一種委婉的措詞而已。實事上，吳挺除提舉御前弓馬子弟所之外，并無其它事權。御前弓馬子弟所直屬樞密院，是一所招收青年教閱武藝，以選練軍官的軍事學校。吳挺手下只有干辦官二員、指教官十員、押教官二員（28）。然而，吳挺深明自己的處境，知道克制忍耐。能盡心盡力地把這件自己頗不愿意干而又不得不干的工作干好。
吳挺提舉御前弓馬子弟所，頗有成績。同年十一月，宋孝宗根據丞相的建議，設置了神武中軍，于是便任命吳挺擔任了都統制。神武中軍定編為5000人，選江上諸軍子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組成。這支部隊的士兵不刺字，而且不隸屬三衙，直接受皇帝指揮，堪稱近衛軍中的近衛軍（29）。
能擔任神武中軍的都統，這對吳挺來說，無疑是命運的轉機。然而，吳挺卻認為神武中軍的設置，違背了宋代傳統的建軍方針，皇帝直接指揮軍隊，而繞開三衙將有許多弊端。他直言上諫，力陳其不可。宋孝宗開始聽不進去，頗不高興。事后，他冷靜下來，想想吳挺的意見也有道理，便下令讓吳挺第二天入對選德殿，再詳細討論此事。結果，吳挺在入對時，將設置神武中軍的利弊一一條析，說服了宋孝宗。于是，宋孝宗下詔宣布不設置神武中軍，把這件事擱置起來。
通過這場波折，宋孝宗改變了對吳挺的看法。去掉成見后，他才真正認識到了吳挺的才能。不久，他便任命吳挺擔任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南宋的三衙，即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與北宋的三衙有很大的不同。北宋的三衙是管理全國軍隊的最高機關，而南宋的三衙則只是管理皇帝近衛軍的機構。盡管如此，但由于三衙的長官與皇帝較為接近，比較容易得到提拔，因此也是一種美官。
步軍司同殿前司、馬軍司一樣，不僅負責拱衛京師，而且還擔負著部分江淮防務。步軍司的部隊所負責的江淮防御地段主要是六合一帶。因此，吳挺也時常到江淮防線視察防務。對江淮防線所暴露的問題感到擔憂。
一天，吳挺趁著宋孝宗單獨召見他的機會，向皇上和盤托出自己對江淮防務的看法。他認為：“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30）對于吳挺的這個意見，宋孝宗大加贊賞。
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宋孝宗任命吳挺出任鄂州駐扎御前諸軍都統制。
臣兄掖任左武大夫、中軍統制日，于紹興三十二年隨姚仲軍馬收復鞏州，軍前得病身亡。今有母淑人張氏年近七十，妻淑人郭氏孀居一十余年。伏望矜憐，將張氏、郭氏特賜加封（31）。
為了表示對吳挺的格外恩寵，宋孝宗下詔破例加封張氏、郭氏為“郡夫人”。按照宋朝的制度規定，節度使以上，其妻才能有這種加封。一些大臣認為這不合制度，提出反對。為此，宋孝宗不得不重新下詔，只加封張氏為新
鄂州為南宋長江中游的重鎮，領有八縣一監，州治江夏縣，在長江以南。漢陽在長江以北，與江夏隔江相望。此處乃“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32），也是南宋重要的軍事要塞。吳挺的前任秦琪治軍無方，鄂州軍隊紀律渙散，戰斗力下降。吳挺到任后，力革前弊，使軍政較有起色。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根據陳從古的建議，下令將鄂州都統司和荊南都統司合編為一軍。四月，任命吳挺為荊鄂駐扎諸軍都統制，以王世雄為副都統制，分治江陵府（33）。吳挺直接指揮的鄂州大軍約有五萬余人，而王世雄直接指揮的荊南大軍約有二萬余人。這樣，直接或間接歸吳挺指揮的部隊已約有八******左右。從提舉御前弓馬子弟所到鄂州都統制，三年之間，吳挺的命運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然而，吳挺心中朝思暮想的卻仍是回歸四川，重振父業。他等待著時機。
（1）（4）（5）（6）《吳武順王U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2）（24）（27）（29）《世忠保蜀忠德碑》。
（3）《南宋古跡考》。
（7）（18）《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39。
（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00。
（9）（11）《宋史》卷33《孝宗一》。
（10）《宋史》卷387《汪應辰傳》。
（12）《宋史》卷34《孝宗二》。
（13）（26）《誠齋集》卷120《虞允文神道碑》。
（14）汪應辰：《文定集》卷15《與陳樞密》。
（15）《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79。
（16）《文定集》卷24《挽宣撫吳郡王二首》。
（17）《文定集》卷6。
（19）（20）《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40。
（21）（23）《宋史》卷383《虞允文傳》。
（22）《宋宰輔編年錄》卷17，乾道三年記事。
（25）《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42。
（28）《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七七。
（30）《宋史》卷366《吳挺傳》。
（31）《宋會要輯稿儀制》一十之40至41。
（32）范成大：《吳船錄》卷下。
（33）《文忠集》卷34《陳從古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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