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戰爭的重心東移兩淮、川臟戰場進入武裝休戰狀態后，四川地區的政治矛盾便日益尖銳起來。文武爭權就是這種政治矛盾的焦點問題。
大約在1135年春，被吳d氣病后長期臥床不起的盧法原憂憤而死。盧法原死后，宋高宗趙構立即詔立川陜宣撫司挑選一名高級幕僚暫時代管宣撫司的日常事務，并宣布川陜宣撫司的兵權歸屬另候朝廷通知。
吳d在仙人關軍中得知這一消息，認為既然川陜宣撫司的兵權歸屬問題沒有落實，那自己身為川陜宣撫司******的宣撫副使，理所當然應該掌管兵權。于是，他以宣撫副使的名義向設在閬州的川陜宣撫司本部發出命令，讓主管官員立即交出川陜宣撫司的大印。
代管川陜宣撫司日常事務的是直徽猷閣、川陜宣撫司參議官范正己。他不但不理睬吳d的命令，拒不交印，而且反以川陜宣撫司的名義命令四川駐軍除沿邊地區及由宣撫司調發到吳d軍前的部隊歸吳d節制外，凡四川內地的屯駐部隊則分由各軍統制官負責指揮。
當時四川駐軍，除吳d直屬部隊外，還有王彥、劉W等人的直屬部隊。出于門戶之見，王彥、劉W均表示服從范正己的這道命令。王彥時以金房鎮撫使兼川陜宣撫司同統制的頭銜率部七千屯駐在潼川府路渠州。范正己于是下令將王彥一軍東調夔州路，鎮守夔州（治今四川奉節）一帶的長江關隘。
吳d得知此事，氣得暴跳如雷。他立即向宋高宗告狀，說范正己等人弄權，不與他商量，便擅自調動王彥軍馬，離間將帥，有害軍機，要求嚴懲范正己等人，并要挾說：“緣臣人微望輕，致本司官屬輒敢凌忽，伏望將臣先賜罷黜。” （1）
不讓身為川陜宣撫副使的吳d掌管川陜宣撫司公事，是宋高宗的既定方針，也是宋王朝“以文制武”政策的具體體現。北宋時期，安撫使、經略使等所謂的“帥臣”大多都是由文官擔任的（熙豐后也設置有“武帥”），武將只能擔任都部置（后稱總管）等職，號為“將官”，負責軍事指揮，受帥臣節制。南宋初年，武將地位因戰爭關系而明顯提高，但這并未改變文官擔任帥臣的傳統政策。然而，宋高宗這次也覺得范正己等人搞得太過份，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于是只好下詔安撫吳d，并兔去范正已和另一位川陜宣撫司參議陸彥欽的職務，對其處以“降二官”的處分。
吳d對此仍不罷休。他懷疑范正己等人還私藏有川宣撫司的有關印章，便支使潼川府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史煒上書誣告范正己等人。宋廷在收到史煒的舉報告后，還煞有其事地命中書門下省設立專案以調查此事。此案一直查到第二年。經反復查實，此事純屬子虛烏有，范正己等人方才“過關”。此是后話。
范正已等人被免官后，宋廷隨即任命原任川陜荊襄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兼權川陜宣撫副使，并下令將川陜宣撫司本部由閬州遷到綿州（治今四川綿陽）。宋廷賦予邵溥的權限，除在軍事后勤保障方面與吳d共同處理外，其它都與盧法原時相同。但是，邵溥為人軟弱，懼怕吳d，遇事都忍讓三分，因此，盡管名義上是邵溥節制吳d，但實際上卻是吳d節制邵溥。
這時，為了加強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防衛力量，宋廷先是于四月任命王彥知荊南府（即江陵府，治今湖北江陵），充任歸、峽州及荊門、公安軍安撫使；王彥一軍除留下3000人戍守金、房二州外，主力部隊則隨王彥移駐江陵。七月，宋廷又將劉W從綿州征名到臨安。
劉W的職務由范綜接替，王彥的職務由柴斌接替。柴斌原任川陜荊襄都督府提舉親兵，他接替王彥后，頭銜改為“知金州、兼金均房三州安撫使”，原“鎮撫使”一職被撤消。柴斌的隸屬關系復雜。宋廷規定他隸屬襄陽帥府，但在軍事上則接受川陜宣撫司指揮。
在這次軍事調整中，吳d通過川陜宣撫司，也任命協忠大夫(第6級武階)、華州觀察使王俊為興元安撫使。王俊是吳d麾下的一員勇將，軍紀嚴明，作戰兇猛。在作戰時，凡軍中臨陣退卻者，他一概加以處決，因此他的部隊打起仗來都是有進無退，戰斗力極強。王俊由此被人戲稱為“王開山”。但是，王俊在藐視敵人的同時也藐視上司，性強犯上，不時也沖撞吳d。吳d喜愛他作戰勇猛，但也怕他三分。為了籠絡住王俊，吳d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王俊的兒子，和王俊做了兒女親家。這種婚姻關系鞏固了吳d在自己軍隊中的權力。這次王俊出任興元帥，標志著吳d勢力對漢中盆地的控制。
十月，為了進一步落實“以文制武”的傳統政策，南宋王朝利用前線戰局相對穩定之機，任命席益、李綱、呂頤浩等重臣分別出任四川制置大使、江西制置大使、湖南制置大使，以加強文臣對地方的統治力量，遏制武將勢力的繼續發展。
席益曾任執政官，因此宋高宗特地發布詔令，明確宣布席益序位在川陜宣撫副使之上，四川內地各州兵馬均隸屬于制置大使司；如邊境發生意外事變，在來不及請示的情況下，川陜宣撫司才可機動處理；部隊的調發，川陜宣撫司無權過問，均由川陜荊襄都督府掌握（2）。
公元1136年正月，宋高宗又下詔宣布：
吳d依舊充川陜宣撫（副）使，并依江東、淮南宣撫司體例，專切訓練兵馬，計備器甲、邊防事務。其綿州一司可減罷，所管兵馬聽吳d分撥使喚，應干錢物令趙開拘收。充應付宣撫司錢糧使用。仍限半月結局（3）。
邵溥免去川陜宣撫副使、川陜宣撫司綿州本部被撤銷后，吳d成為川陜宣撫司的******長官，川陜宣撫司因此在興州（治今甘肅略陽）另行設置。然而，此時所謂的川峽宣撫司，其管轄范圍實際已局限在利州路的范圍內，受到了嚴格的空間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川陜宣撫司其實只不過是宋王朝四川地區的一個邊防軍司令部而己。掌握四川地區大權的最高機構乃是制置大使司（全稱為安撫制置大使司）。
為了統一軍政，公元1135年十二月，南宋王朝進行了全國范圍的軍隊整編，將吳d所部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神武諸軍、神武副軍、御前巡衛軍、以及幾十支分散的小部隊統一整編為行營護軍和三衙軍。
行營護軍共有五大部：張俊一軍為行營中護軍，韓世忠一軍為行營前護軍，劉光世一軍為行營左護軍，吳d一軍為行營右護軍，岳飛一軍為行營后護軍。五大部之外，又將王彥一軍編為行營前護副軍。在行營護軍中，張俊、韓世忠、劉光世所部人馬最多，吳d次之，岳飛又次之，王彥所部人馬最少。
行營護軍冠以“行營”之名，隱含著征伐之意。因此，行營護軍類似于今天的野戰軍。三衙軍即禁衛軍，由殿前司、司馬軍、步軍司所轄部隊組成。由于這時三衙軍財開始恢復組建，故編制極不健全，除楊沂中統率的殿前司部隊因系由神武中軍改編而成、兵力較強之外，解潛統率的馬軍司部隊和顏漸統率的步軍司部隊的兵力都極弱。解潛只有兩千騎兵，顏漸的部隊則純屬烏合之眾。
從公元1135年至1141年間，行營護軍是南宋王朝的基本軍事力量，而吳d和岳飛的部隊又是行營護軍中的主力，盡管人數較少，但戰斗力最強。
行營護軍五大部的淵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營軍，二是源于宗澤的東京留守司軍，三是源于陜西軍。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屬御營軍系統，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飛屬東京留守司軍系統，吳d屬陜西軍系統，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飛和吳d純系靠軍功起家的將領。
吳d一軍原本沒有名號，在這次整編中才得到了行營右護軍的名號，被列入南宋王朝正規軍行列。吳d本人也因此而成為南宋五大帥之一。參知政事李邴后來對宋高宗講：“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世光、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d、岳飛者出矣。” （4）這說明宋廷是將吳d和岳飛作為新起的將星來看待的。
也許是出于這種原因吧，吳d與岳飛有一定的交情。例如，公元1134年夏季岳飛率軍攻取襄陽時，宋廷命令吳d與其配合，牽制秦隴敵軍，以免敵軍從秦隴抽兵援救襄陽。為了商洽軍務，吳d特派一位使臣去鄂州岳飛大營。岳飛熱情地設宴款待這位使臣。在宴席上，這位精細的使臣發現岳飛身邊缺少女人，回蜀后便告訴了吳d。吳d性喜漁色，對岳飛的為人也缺乏了解，因此大為吃驚。出于對岳飛的關心，也為了同岳飛建立良好的關系，他趕緊以兩千貫錢的高價，在四川買了一位美貌而有教養的“士族女子”，派兩名使臣的妻子把她送到鄂州，獻給岳飛。當然，岳飛沒有接納，婉言謝絕了。吳d同其它大帥，如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等人沒有任何交往，只與岳飛有接觸。這固然與他獨處巴蜀一隅有關，但也與他那高傲的天性有關。岳飛的經歷、資歷大致與他相同，而張、韓、劉等人的資歷卻較深，盡管軍功不顯著，但政治背景卻很復雜，不僅不易交往，而且交往也有巴結之嫌。
公元1136年（宋高宗紹興六年，金太宗天會十四年，夏大德二年，偽齊阜昌七年）七月，宋廷下令對四川防務作了一次較大的調整。宋廷的信念有六條：
①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
②武功大夫（第15級武階）、x門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
③郭浩。邵隆并以所部人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陜宣撫司，仍令昭隆聽（郭）浩節制。
④經略商虢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俟（郭）浩至日，赴都督行府。
⑤涇原路經略使楊政兼權利州路經略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
⑥翊衛大夫（第10級武階）、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再任（5）。
這次調整是因吳d與郭浩的蛆齲而引起的。
郭浩是北宋末年的西軍名將郭成之子，與吳d是同鄉，也是吳d早年的老上司。富平之戰后，他率部份潰軍跟吳d上了和尚原。因人少勢單，郭浩反倒受制于吳d。蜀口三戰的勝利，使吳d成為一顆新升的將星，也使郭浩更為黯淡無光。對此，郭浩不免心存芥蒂。川陜戰場沉寂下來后，兩人便在宋萬年事件中扯破了臉皮。
宋萬年時任利州路提點刑獄。郭浩時任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吳d查到宋萬年有通敵嫌疑，先讓郭浩逮捕宋萬年進行審訊，但郭浩卻包庇宋萬年，說宋萬年無通敵嫌疑。吳d大怒，將宋萬年提到川陜宣撫司，親自審訊。在審訊中，宋萬年對自己通敵一事供認不諱。然而，郭浩卻說吳d所得之口供與自己所得之口供完全不同，言下之意，即是說吳d用了逼供手段。兩人為此鬧得不可開交。
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席益出面調解無效，便請求宋廷下令調防。
郭浩被調到金州，掛了個有名無實的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的頭銜（永興軍路早已淪陷），而從前掛著涇原路經略使（有名無實）頭銜的楊政卻代理利州經略使，獲得了實權。
不過，郭浩到了金州也有意外的收獲。柴斌在金州曾募集金。均、房三州保甲，編練成軍，號為“保勝軍”；又招募了3000名禁軍，組成“必勝軍”。郭浩所部人馬原本不多，但柴斌留下的這兩支地方武裝、以及原駐守均州的格禧一軍，卻使郭浩一下子得到了許多人馬，具備了獨立成軍的勢力。
由于金州只是暫時隸屬于川陜宣撫司，因此郭浩到金州后便利用這種特殊條件，圖謀獨立發展。他招輯流亡，大興營田，頗有成效。除了自給外，他還向戶部進獻了十萬緡剩余錢。這在當時各部隊都紛紛向朝廷伸手要錢的情況下，確實是一樁很不簡單的事情。宋廷對此非常重視，將郭浩營田的具體辦法頒示諸路，讓諸路效法施行。為了嘉獎郭浩，宋高宗特許他直接上奏的權力。由于郭浩“凡有奏請，得以直達” （6），從而便脫離了吳d體系，獨立發展起來。
行營右護軍原總兵力為68449人，郭浩獨立門戶后，其兵力減至67759人，稍有下降。其中，軍官為17007人、士兵為50749人。
南宋軍隊的俸祿較高，各種名目的補貼也較多。吳d的行營右護軍，官兵除每月有身分料錢（月薪）外，還有折估錢。折估錢是四川軍隊的一種特殊補貼，是14項補貼名目的總稱。其中，軍官補貼為8項、士兵補貼為6項。軍官的折估錢為驛料折估錢、廚料祿粟米、贍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士兵的折估錢為倉折估錢、攛搶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估錢。另外，高級將領還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匠請給錢。僅折估錢一項，行營右護軍就年需錢1317萬貫、米97萬石（7）。
身分料錢與折估錢還僅是贍養官兵的費用，如加上武器裝備、后勤運輸、招募間謀等費用，行營右護軍每年的軍費開支則在2500萬緡以上。在行營右護軍建立之前，紹興四年（1134），四川總收錢物為3342萬余緡，總支為3394萬余緡，而當時吳d一軍的軍費開支就達2375萬緡，占總支出的58％；紹興五年（1135），四川總收錢物為3060萬緡，總支為4060萬余緡，而吳d一軍所花去的軍費達2375萬緡、占總支出的58％。行營右護軍成立后，兵力比紹興四年、五年時有所增加，軍費開支自然要比紹興四年、五年略有增長。
北宋末年，四川每年的財政總收入為1599萬絹。張浚入蜀后，起用都大同主管川陜茶馬事趙開，讓他全面負責川陜地的財政事務。趙開是位理財能手，有“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 （8）的美譽。為了支撐川陜抗金戰爭，趙開絞盡腦汁，在增本上不增加按土地和資產征課的農業二稅的前提下，他改革茶、酒、鹽法，著力在茶鹽酒三項收入上斂財，以茶鹽酒稅收為支柱，建立了四川的戰時財政體系，創立了勸諭激賞、增敷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腳錢、鹽酒增息錢等新稅種，使南宋初年的財政收入連年猛增，超過北宋末年一倍多，年收入達到三千余萬緡。然而，由于連年戰爭，軍費開支巨大，四川財政仍然入不敷出，連年赤字，只能靠多印發錢來維護財政收支平衡。
由于財政收支緊張，趙開與吳新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矛盾的焦點集中在軍糧運輸的問題上。
蜀口地區的軍糧，大部分須由成都府路、潼川府路遠道運輸而來。軍糧的運輸，有陸運和水運兩種方式。四川內地的軍糧水運，須先順岷江、沱江、涪江南航至長江，繼沿長江東行至今重慶，再溯嘉陵江而上至興州，路線迂回－，路途遙遠，比陸運要多花一倍多的時間。然而。水運卻比陸運費要少、以成都府路為例。水運一石軍糧至興州，費用為四貫三百文；而陸運一石軍糧至興州，費用則高達十三貫、是水運的3倍。時任侍御史的周秘對此有簡潔的概括：“水運稍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為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為便。” （9）。
公元1134年（宋高宗紹興四年）秋，金齊聯軍入侵兩淮地區，吳d為了牽制陜西金軍，發起了秦州之戰。于是。吳d檄令趙開迅速組織人力，從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由陸路運送軍糧到利州。趙開以事出倉猝、無法籌辦力由拒絕陸運軍糧。吳d一怒之下，便撇開趙開，自己出面親自組織軍糧運輸。他以宣撫司的名義命令各州縣官員親自帶隊運糧，并規定先到者有賞。后到者受罰。于是，各州縣官員爭先恐后，不顧運糧民夫的死活，督責民夫拼命運糧。結果，不少民夫累死、病死于道路兩旁。不僅如此，這次運費還極為高昂――“率四十余千而致一斛” （10）；運送到利州的軍糧共幾萬斛，而運費則達700萬緡左右。
在運糧過程中，趙開見米已成粥，加之懼怕吳d、故一改初衷，反而派所屬官員張洙協助吳d清理遲到者。張洙是一個敢做敢當的人，他看到役夫們痛苦不堪的運糧場面時，不禁流淚了。于是，他不顧宣撫司的命令，聽任民眾在當地交糧，然后由官方出錢雇糧，水運軍糧至利州。民眾歡呼而去、可吳d卻勃然大怒，羅織罪名誣陷張洙，欲將其置于死地。趙開也因此受到吳d非難。幸好川陜宣撫司閬州本部不愿追查此事。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此事才得以了結。
1135年冬，宋廷根據趙開的意見，任命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兼川陜宣撫司參議，進一步提高了趙開的權力，把原不屬趙開統轄的成都府路轉運使、潼川府路轉運使、利州路轉運使、夔州路轉運使等四大川路轉運使都劃歸趙開領導，以便統一財力、統一調撥，以滿足吳d的軍需。然而，由于吳d作為專管軍事的宣撫副使，“專治戰守，于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趙）開異趣” （11），所以兩人之間矛盾越來越深。吳d幾次三番上書宋廷，訟告趙開，聲稱：“軍前乏糧，水運留滯。緣軍食少缺，所系至重，緩急生事，愈害百姓。”宋高宗下詔，令趙開去吳d軍中措辦軍糧事宜，并責備趙開違慢軍務大事，希望他拋棄前怨，竭力滿足吳d軍需。而且，宋廷還命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經常切實催督趙開。
然而，席益卻有自己的小算盤。公元1136年（紹興六年）
趙開應付川陜宣撫司已是力不從心，現在席益的四川制置司又來挖他的墻腳，更使他捉襟見肘，兩頭受氣。于是，他向宋廷提出建議，“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付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并指責“宣撫司截都漕司錢，就果、閬糴米（13）”是違反規定。趙開這一舉動，既加劇了與吳d舊有的矛盾，又得罪了新來的席益。因此趙開在四川已無立身之地了。為了解決四川的財政矛盾，八月，宋廷改派兩浙路轉運使李迨入蜀，取代趙開。第二年三月，趙開完成所有交接事務后，便凄楚地離開了四川。
吳d與趙開的矛盾，歸根結底就是錢物問題。吳d雖然猛烈攻仟趙開，想拼命從趙開那里多弄點錢糧，但他自己也深知其艱難，因此，效法前朝前代進行屯田以解決軍糧的問題，便提到川陜宣撫司議事日程上來了。
實際上，早在1135年十月，知普州喻汝礪就已向南宋朝廷提出“經理興元”之策。他建議說：
漢中之地，險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康祚。昔人以為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戊荒圯。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為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眾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愿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為之。相險要，塞溪遂，環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沖；有事則諸屯并力，以壓其入（14）。
十一月，又有人更明確地提出治理興元的建議，說：
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州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墾辟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眾，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拒敵。宜以文臣以統帥，分宣撫司兵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閬。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15）。
當時，宋高宗立即下詔，命令邵傅和吳d根據此項建議選派興元府和洋州守臣，討論實施。于是，吳d便開始著手在興元、洋州。鳳州、成州、岷州等戊兵之地，利用原屬政府的官田建立“官莊”，實行軍屯。當然，吳d軍屯的重點仍在漢中盆地。
漢中盆地經1131年金軍入侵后，變得十分荒蕪，水利灌溉設施幾乎全遭隳壞。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為了修復漢中盆地的水利工程，吳d特委派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義指揮士兵破土動工。1137年初夏，漢中盆地原有的渠堰基本上都得以修葺（16）。漢中軍屯營田得此水利，歲收糧食可得萬斛，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四川內地的負擔。
在戰爭中逃到四川內地的漢中百姓，聞知漢中水利工程得以修復，農田灌溉有了保障，紛紛表示愿意回歸故鄉復業。宋高宗為此還親自下詔嘉獎吳d。這時，別路的一位轉運使郭大中向吳d建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日（間？）為耕，則所得數什百于此矣。” （17）吳d采納郭大中建議，將舊日民田歸還百姓，聽賃其自耕，得其租稅。收入大為增加。
自然，單憑營田收入還是難以真正解決問題。吳d除每年從四川都轉運司那里力爭多得到錢物外，還千方百計弄錢贍軍。首先，他向皇帝伸手要錢。宋高宗似乎對此也很大方。1136年五月，賜吳d錢十萬緡（18）；1137年十一月，又賜吳d錢150萬緡（19）。其次，吳d又于1137年二月在河池置銀會子務，發行地方紙幣。所謂銀會子，即以銀作兌換本位的紙幣，其面額分為一錢和半錢兩種，每年換發一次。發行之初規定：面額一錢的銀會子發行14萬張，4張折四川錢引一緡；面額半錢的銀會子發行10萬張，8張折四川錢引一緡。總共發行了相當于四川錢引47500緡的銀會子。銀會子的使用范圍為魚關、階州、成州、岷州、鳳州、秦州等地（20）。另外，吳U鎮守階、文二州，而四川茶馬司自趙開之后，“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因此吳U乘機在軍中搞起茶馬生意――從四川內地買茶，然后用茶與沿邊少數民族換馬、換珠玉等物（21）。通過這些經營活動，吳d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自身的實力。
吳d還結合戰守，大修“家計寨”。所謂家計寨，即因勢而設、據險相保的營寨，主要設在仙人關、七方關之外的“關外四州”。鳳州的秋防原、岷州的仇池城、除州的楊家崖、成州的董家山皆為天險，特別是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在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擲線，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22）。吳d利用這種地利，囤糧建屋，將四川家計寨營建得井井有條。家計寨的創立，極有利關外四川的防守――“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23），從此沿襲不改，直到宋末。
吳d營田繕兵盡管有相當成效，然而四川財力困乏卻有增無減。龍圖閣直學士、新任四川都轉運使李迨于1137年入蜀后，根據宋高宗詔令，與吳d會商，共議四川經費，贍軍恤民（24）。但是，李迨的工作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陷入困境難以自拔。他在給宋廷的報告中寫道：
欲省嘈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修筑堤堰，特旨獎渝，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陜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854頃79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遍，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系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為率，約收25萬余石。若將一半樁充自來不系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船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陜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府、洋州巳委利路轉運副使句光祖措置就來50萬石外，岷州緣宣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于氓州就朵20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12萬石，三項共計57萬石；每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58萬石；愿得此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川生靈休戚所系，朝廷所宜動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默，茍避譴訶。伏望圣慈特賜睿察(25)。
細讀此篇報告，四川的財政危機及其原因、吳d營田的內情、李迨的困境都一目了然。
在南宋一代，“宣撫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責以蠲減”的矛盾始終將轉運司或總領所置于兩難的窘境，而這種狀況在四川尤為明顯。李迨理財手段遜于趙開，且生性倔強，辦事缺少靈活性，因此他任四川都轉運使前后實際上還不到一年（26），便先后得罪了制置大使席益和宣撫副使吳d，步趙開后塵，便罷職離川。而且，李迨在四川期間，處境比趙開更為狼狽。一次，供軍錢物逾期，李迨在利州，被“利州營婦遮其馬首悖詈”，丟盡了臉面。而李迨遭罷，也是宋廷“用川陜宣撫副使吳d奏也”（27）。都轉運使進退由宣撫副使決定，可見吳d的專橫，以及宋高宗對吳d的優容。
在李迨尚未離開四川之時，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便因其母去世而向朝廷提交了去官守喪的申請，離任而去。為了挑選一位能干的官員擔任新的四川制置使，宋高宗反復權衡后，特意召見了刑部尚書胡交修，問道：“你認為誰是鎮守四川的合適人選？”胡交修答道：“從子世將可用。”實際上，宋高宗心里早就認定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是一位理想的人選。于是胡世將便以樞密院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頭銜入川赴職了。
胡世將是一個極有心計的人。半年之前，他曾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的身份向宋高宗提出：
吳d等能憂國恤民，發戲下之眾以興渠堰，廣灌之用，為富國與強兵之資，寬疲瘵遠輸之急，其體國之忠有足嘉者。臣謂宜因以風勵將帥，使咸知朝廷之意，各務究心，興修水利，措置營田，以省饋運而寬民力。欲望將今來降詔敕文，今有司行下諸大帥及統兵官等照會。將王俊、楊從義等特賜旌賞，以為忠勞之勸（28）。
這道建議說明胡世將早就留心四川軍政。它經宋高宗首肯發表后，起碼能爭取到吳d等人對胡世將的好感，為胡世將入蜀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138年（宋高宗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夏崇宗大德四年）夏季，胡世將胸有成竹地進入了四川，草草料理了四川安撫制置司的必要工作后，立即從成都前往遂寧，通知吳d在利州會議，討論軍糧問題。
七月，吳d從興州出發，行至大安軍（即以前的三泉縣），便被成群結隊的婦女兒童包圍了。當時，軍中缺糧，吳d為此還拿出不少家財接濟這一時之急。然而杯水車薪，難以解決問題。這些婦女兒童都是利州駐軍的家眷，餓急了，便顧不了許多，圍住吳d伸手要糧。吳d不禁勃然大怒，發狂似地叫道：“我要先斬了勾光祖，然后自劾，好讓你們明白事理！”
勾光祖時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吳d發威，一則是出干憤懣，二則是借機給胡世將一個下馬威。但是，老謀深算的胡世將對此事淡然處之，與吳d開懷暢談，使吳d感到驚訝、高興。事后，吳d對人說：“昨晚見了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滿腔憂懣豁然而凈！”（29）
利州會議因此開得較為成功。胡世將與吳d共同商議糧運之弊，反復討論。吳d本來就深知糧運的弊端，只不過出于自身利益，他不肯輕易讓步罷了。胡世將知道他的心理，利用他軍中目前缺糧的危機，給了他不少甜頭。首先，胡世將借給吳d原屬閬州守將孫渥的回易米數萬石；其次，又召集諸路漕臣籌集錢物，轉撥吳d，幫助吳d解決了拖欠兵餉錢糧的問題。吳d對此很感激。胡世將又對吳d諭以恩義，曉以道理，使吳d最終接受了原由席益制定的“轉般摺運之法”。
然而，吳d畢竟是吳d，他飛揚跋扈不是胡世將就能改變了的（胡世將的高明之處也在于深知這一點，才能籠住吳d）。在胡世將離開后的第二天，他便將諸路漕司的主管官吏悉數捆綁起來，全部斬首于市。據說，吳d開始還想把利州、成都府、潼川府、夔州等四路的轉運使也一起斬首，但因其幕客勸阻，說：“轉運使都是皇上所任命的，而宣撫擅自將他們問斬，是跋扈了。”因此才打消了這個念頭。但吳d在余怒之下，仍將四路轉運司的主管官吏砍頭示眾。胡世將對此裝聾作啞，充耳不聞，避開了這次風波。
這時，宋金雙方形勢正發生著巨變。
在金王朝內部，對宋持強硬態度的金太宗于1135年正月死去，金熙宗完顏即位做了皇帝。金熙宗自即位之初便與權臣宗翰發生了激烈的權力斗爭。1137年六月，金熙宗利用太宗長子磐與宗翰的矛盾，以貪贓罪殺掉宗翰的心腹尚書左丞高慶裔，使宗翰氣憤而死；接著又任命撻懶為左副元帥，宗弼為右副元帥；逐步將宗翰勢力清洗一光。
宗翰勢力的消退，直接影響到劉豫偽齊政權的存亡。當初，撻懶駐軍山東，“先薦劉豫，立為齊帝”（30），但劉豫卻通過高慶裔，直接投靠了宗翰。這使撻懶感到十分氣憤。在撻懶的影響下，1137年十月，金熙宗下令廢掉了劉豫偽齊政權。宋金雙方直接夾江淮對峙。
撻懶在宋金戰和問題上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宗翰死，劉豫廢，撻懶又握有金王朝兵權，因此，當1138年撻懶“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時（31），金熙宗只好命令群臣進行討論。宗磐、撻懶、宗雋主和，宗干、宗憲、撻懶之弟完顏勖則反對。當時，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干之上，主和派的意見占了上風，金熙宗被迫同意將河南、陜西之地退還給南宋，以此做為與宋議和的條件。
在南宋王朝內部，主戰主和的斗爭也一直十分激烈。宋高宗本人就是堅決主張議和的人，只是迫于形勢，而且議和本身也不是單方面所能決定的事情。所以，他在此之前不敢將主和一事作過分強調。如今他見機會到了，便再次起用秦松，貶斥主戰派，以便能與金達成和議。秦檜昔日為戰俘之時，曾與撻懶有私交。1130年歸宋后，1131年便任參知政事，不久又拜相。1132年，遭主戰派彈劾專主和議而被貶官。現在他重新執政，便遵從宋高宗旨意，采取種種手段，大膽地與金王朝接洽起議和之事來了。
經過若干周折，1138年（宋高宗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年底，宋金在議和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的意見。
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陜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余無須索。令尚書省榜諭（32）。
二十八日，宋高宗借口給宋徽宗守喪，難行吉禮，自己不出面，而讓秦檜代理南宋王朝向金使跪拜，接受了金國詔書，承認了金宋之間為君臣關系。
公元1139年（宋高宗紹興九年，金熙宗天眷二年，夏崇宗大德五年）三月，金王朝正式向南宋交割河南和陜西。南宋王朝為了順利完成交接，早在正月就已經向河南和陜西地區頒布了大赦條令，宣布：“應河南新復路分現任文武官員，各安職守，并不易置。……應陜西掌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33）二月，宋廷任命徽猷閣待制周聿為陜西宣渝使，前往陜西接收。由于知金州郭浩的父親郭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洧之父亦（郭）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郭）浩”（34），與諸叛將有較深關系，故宋廷同時又任命郭浩為陜西宣渝使前往陜西。四月，簽書樞密院事樓又受命前往陜西宣諭。
此時，吳d已染病臥床。《宋史吳d傳》說他“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于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吳d咯血。與他晚年的驕奢淫逸有直接關系。但與心情憂郁也不無關系。造成吳d心情憂郁的原因有二，一是對金議和，一是宋廷對劉子羽的處分。
吳d與岳飛、韓世忠一樣，對與金議和是持強烈反對態度的。1138年四月，當宋廷與金王朝的議和活動正在暗中緊鑼密鼓地進行時，吳d與岳飛、韓世忠仍不斷派遣間諜深入中原和陜西，聯絡抗金力量，作收復中原和陜西的準備。為此，金軍左副元帥撻懶在祁州（治今河北安國）接見南宋議和特使王倫時，曾十分生氣地警告王倫說：“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耳！（35）
宋廷對劉子羽的處分與對金議和也有直接關系。1138年五月，御史中丞常同彈劾劉子羽有十大罪，要求進一步處分劉子羽。宋高宗下令將劉子羽遣送到白州（治今廣西博白）。左相趙鼎認為這樣處理不妥，說：“子羽之罪，誅殛有余。第章疏中論及結吳d事，今方倚d御賊，恐d不自安。乞且奪職。”宋高宗說：“聞張浚之黨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重責，何以懲奸？”趙鼎極力懇請從寬處理，宋高宗這才將劉子羽的處分改為“落職”。但次日常同又提出反對意見，說：“子羽之罪，竄于邏荒未為過舉。今尚從寬典，得非以吳d之故優假乎？”于是，宋高宗又把劉子羽貶謫到漳州安置（36）。
張浚是1137年九月被罷免右相職務的。次年三月秦檜即由樞密使被提升為右相。宋高宗貶斥張浚、重用秦檜是為了對金儀和，而再次處分劉子羽則是對主戰派的再次打擊。在宋高宗心中，吳d是張浚的同黨。當初，張浚被罷相后的兩月，吳d曾派使臣呂政到臨安覲見，請求宋高宗犒軍。宋高宗認為吳d此舉是試探自己的態度，便對呂政說：“歸語吳d，玫自小官拔耀至此，皆出于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和，何必附大臣而后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張）浚進退而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37）
但是，四川遠在西陲，宋廷鞭長莫及，而且吳d自身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因此這迫使宋高宗除了警告他不要依附張浚外，不得不對他略示優容。事實上，吳d也確屬張浚黨人。特別是在抗金問題上，吳d與張浚都是堅定的主戰派，政治態度上沒有絲毫分歧。而且，作為武將，戰爭的結束使他面臨著喪失權力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吳d與韓世忠、岳飛一樣，是對議和持有異議的。當然，自1134年以后，由于繼承著北宋王朝腐敗的南宋王朝北宋王朝的金王朝之間的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川陜戰區尤其顯得沉寂，故吳d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南宋朝廷一定程度的冷遇。這種潛藏在略示優容背后的冷遇，從宋廷兩次處理劉子羽的不同態度中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宋金實現和議后，宋廷為了安撫吳d，先是給他和岳飛一道加封了開府儀同三司的榮銜，然后又任命他為四川安撫使（38）。但吳d卻以自己功勞不夠為由，對這些榮銜和高官都予以堅決推辭，并以自已病重為由，上疏請求朝廷免去自己的所有職務。宋高宗沒有同意吳d免職的請求，命令四川安撫制置使胡世將延訪蜀中名醫為吳d治病，又讓御醫前往四川為吳d治療（39）。但沒等御醫到達，
吳武安d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虜境，松揪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d謚“武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41）。
（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7。
（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4。
（3）《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32。
（4）《三朝北盟會編》卷173。
（5）《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3。
（6）《宋史》卷367《郭浩傳》。
（7）（25）《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1。
（8）員興宗：《九華集》卷6《議虛額疏》。
（9）《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2。
（10）《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0。
（11）（13）《宋史》卷374《趙開傳》。
（1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9。
（14）《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4。
（15）《建炎以來系年要隸》卷95。
（16）《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44。
（1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5將此事合并在紹興立年記事中一道敘述，但此事應在紹興七年漢中水利修復后。
（18）《健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1。
（19）（24）《宋史》卷28《高宗五》。
（20）《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
（2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6。
（22）員興宗；《西陲筆略四川山寨天險之設》，見《付樂大典》卷12930。
（23）李鳴復：《論措置蜀事疏》，見《歷代名臣奏議》卷99。
（2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8，紹興七年正月辛卯記事載：“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后月余,追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原注：《都轉運司題名》：‘趙開今年三月八日替。’）。”可見李迨實任四川轉運使的時間是紹興七年三月至紹興八年二月，不足一年。
（27）《建炎以來系年要隸》卷118。
（28）《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109。
（29）《建炎以采系年要錄》》卷121。
（30）《金史》卷76《宗磐傳》。
（31）《金史》卷77《撻懶傳》。
（32）（38）《宋史》卷29《高宗六》。
（33）《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
（34）《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6。
（35）（36）《建炎以來系年要發》卷119。
（3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7。
（39）（40）明庭杰：《吳武安功績記》。
（41）陸游：《老學庵筆記》卷5。文中所謂“吳武安d葬德順軍隴干縣”，實屬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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