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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有性（1582-1652），字又可，明吳縣洞庭東山人，明末醫學家，其先為東山吳巷人，粹于醫。崇禎十四年（1641），南北各省瘟疫（又作溫疫，書名亦同）流行。吳有性乃“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治療瘟疫，并將病理和治療方法總結成“《溫疫論》二卷《補遺》一卷”（據民國《吳縣志》著錄），創立了我國傳染病學基礎，是我國溫病學奠基人。

據乾隆《吳縣志》記載，吳縣在崇禎十四年、十五年連續兩年大災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慘掠后，未有此奇荒”。該志卷26《祥異二》稱：“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風，揚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無雨，蝗來，米價每石貴至三兩有奇。秋初，蝗，復生蝻，禾稼食盡。復生五色大蟲，嚙菽，米益騰貴。自四月至冬，比戶疫痢。知縣牛若麟市藥設局，延醫診視，療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長圩與若麟日收露尸，給槥瘞土以萬計。”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貴石至三兩三錢，麥石二兩三錢，民益艱食，流離竄徙，老稚拋棄道旁，城鄉房舍半空傾倒，死尸枕藉……五月十四日，縣西南境大雨雹。嗣后淫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設局施藥，得療者半。”

關于當年大疫的嚴重性，我們可以從乾隆《吳江縣志》卷37《別錄》的一則記載得到佐證：“諸生王玉錫，字來宣，當崇禎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闔門相枕藉，無遺類，偶觸其氣必死。玉錫之師陳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親鄰不敢窺其門，玉錫獨毅然直入，曰：‘師弟謂何忍坐視耶？’乃率數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殮之，止有一襁褓子幾死，略有微息，親抱出乳藥得生……”

除了吳江、吳縣，昆山同樣也是大災之年，據《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33《人物十六藝術》記載：“李逸，字斐石，性好佛，尤工畫佛，嘗依《凈土經》畫《九品往生圖》，莊嚴妙麗，窮極相好。崇禎辛巳，歲大饑，餓莩塞路，逸繪《饑民圖》請于巨室，作粥賑之……”

面對************的災荒，吳有性出于醫者本性，悲天憫人，協助官府設局診視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因為瘟疫爆發實在面廣量大——“比戶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長的傷寒，因而還是出現了“療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結局。但是吳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在不斷的臨床診療中摸索最有效的處方，于是就有了《溫疫論》的誕生。

據《江蘇藝文志·蘇州卷》著錄，吳有性著有《溫疫論》2卷、《春生妙術瘟疫論》6卷、《吳又可瘟疫論節要》1卷（清潘道根刪潤）、《瘟疫論補注》2卷（清鄭重光補注）、《補注瘟疫論》4卷（清洪天錫補注）、《瘟疫論類編》5卷、《瘟疫論解》3卷（日本仄山文豹編注）、《瘟疫合璧》2卷（清王嘉謨補編）、《瘟疫發揮》2卷（日本小畑良卓校注）、《瘟疫論私評》2卷（日本秋吉質評）、《瘟疫論辨義》4卷（清楊堯章辨義）、《吳鄭合編》2種6卷（吳有性《瘟疫論》2卷、清鄭奠一《瘟疫明辨》4卷）、《傷寒實錄》《醫門普度瘟疫論（重訂）》2卷（清孔毓禮、龔紹林評）、《醫門普度瘟疫論痢疾論》6卷（孔毓禮評）。

從上述論著看，吳有性《溫疫論》2卷是有關瘟疫的源頭性著作。《清史稿》卷《藝術傳一》稱：“古無瘟疫專書，自有性書出，始有發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劉奎，皆以瘟疫名。”又云：“崇禎辛巳歲，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歷驗著《瘟疫論》。”經過臨床精心觀察，他認為瘟疫之病因，與傷寒之邪由肌膚表面由表及里“自陽至陰，以此而深”的傳播有所不同。瘟疫由口鼻而入，“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間”是一種不能見、聞、觸到之“癘（戾）氣”。癘氣不止一種，故稱“雜氣”。某種雜氣可使人患某種傳染病，各種癘氣均有其“特適”性（特異性）。《瘟疫論》將瘟疫傳變途徑分為九種：“或表或里，各自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傳者；有表里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在《瘟疫論》中均“著論制方，一一辨別”。

吳有性敢于破除傳染病因舊說，倡言“守古法不合今病”，創立“癘氣”病因學說，其革新精神，極為可貴。所著《瘟疫論》一書，對豐富溫病學內容，促進溫病學發展貢獻很大，成書未兩年，便刻印傳世，醫家競相翻印，流傳甚廣。康熙間傳至日本，備受推崇。《瘟疫論》是中國醫學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著述，已被列為百部《江蘇傳世名著》之一。

吳有性在東山的遺跡，僅存其以族長身份所立《凈志庵碑記》一塊，落款為崇禎十七年，即1644年。碑被砌在鵝潭廟墻內，今廟毀墻存，此碑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