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泰伯吳國的稅務

廈門泰伯論壇系列報道之十六

試論泰伯吳國的稅務

吳鳴鏑吳樂一

古公父與吳泰伯父子二人經(jīng)過兩次遷徙建立了兩個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的一例。
  古公父率部族從豳地到達陜西箭括嶺之下周原，可以肯定，在這之前，古公父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在深思熟慮之前也是經(jīng)過周密考察的。從當泰伯仲雍為讓王位而奔荊蠻之時，很順利地長途跋涉，很順利地與各地的部族打交道，很順利地找到另一個立國之地，從而與古公父一樣，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建立一個國家，從這些事實可以推斷，當初古公父的部族從豳地到周原之前的這個考察遷徙地點的任務，是由其長子次子泰伯仲雍執(zhí)行與完成的。泰伯仲雍長途跋涉，走遍黃河上游各地，與各地的部族打交道，考察并比較之后，選定了周原地區(qū)為遷徒的目的地，并得到古公父的認可。然后整個部族遷徙而來，定居于此。正因為泰伯仲雍有如此成功的選擇國家地址的經(jīng)歷，所以，泰伯仲雍從黃河上游的陜西到長江下游的江南，也是輕車熟路，操作起來非常嫻熟。
《史記吳泰伯世家》稱：“泰伯、仲雍奔荊蠻，紋身斷發(fā)，示不可用”“泰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泰伯”。這個記載，一是說明當時的周國己經(jīng)具備禮儀，所以才有“紋身斷發(fā)”而不可用的規(guī)定，二是說明吳泰伯建立了一個由千余家荊蠻之人所組成的國家。
當初周太王古公父在豳地之時，他的部族就是一個熟悉農(nóng)耕并且文化發(fā)達的族群，這個部族的農(nóng)耕，應該是實行了井田制，而且史書記載“周人百畝而徹”，周國實行實物征稅制度。另外，這個部族的文化，不僅具有“紋身斷發(fā)則不可用”之類的具體禮儀規(guī)定，而且其文化的重要部分，只有王室成員才可以傳承。古公父的長子泰伯與次子仲雍，是王室的主要成員，自然可以學習到這個部族的文化精髓，這些文化應該包括現(xiàn)在己經(jīng)失傳了的《連山》《歸藏》等古典易書。
這些古典秘籍，不僅泰伯仲雍讀過，季歷與姬昌父子也讀過，姬昌在此基礎上演繹出了《周易》。到了東周的春秋時期，周王室的王子姬朝在爭奪王位的過程中失利，帶了大批周王室的典籍逃到楚國，周王室的秘籍才漸漸流散于民間，不再是只有周王室成員才可以讀到的書籍了，據(jù)稱孔子也因此而讀到《周易》，并感慨“朝聞道，夕可死矣”。
有意思的是，上文提到的箭括嶺，在兩千年后，泰伯仲雍后裔吳d與吳U正是在此地抗擊金國大將粘沒喝，并取得勝利，從而為后來取得更大勝利（和尚原之戰(zhàn)）打下基礎。
  泰伯仲雍奔荊到達吳地，根據(jù)現(xiàn)代考古，這個地區(qū)在泰伯仲雍到達的一千年之前，曾經(jīng)有過輝煌的文明，這個文明擅長制造玉器，這就是良渚文明。在良渚文明消失一千年后，泰伯仲雍到達了這里，雖然良渚文明消失，但是這個區(qū)域的人類并沒有消失，只是他們己經(jīng)失去了昔日的文明。泰伯仲雍到達這里的時候，這個地方的人群可能還是處于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他們應該也有自己的首領。不過，可能是這個地方的人群首領剛剛過世，而新首領太年幼或者不成熟，也可能是這個地方的首領也是一位有義之人，認為賢者為上，誰能夠給人民帶來幸福誰就應該為首領，也可能是如同清朝黃宗曦所寫的《原君》一文中所述的那樣，在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的社會，君主是一件苦差事，不是一件人人愿意干而且是人人能干得好的事。在這種情況下，道德高尚而又賢明能干的泰伯仲雍的到來，自然受到當?shù)厝嗣窈彤數(shù)厥最I的歡迎，推舉泰伯仲雍為首領。
同時，泰伯仲雍為了向遠在周原的古公父顯示不在周國為王的決心，也愿意在吳地為君，表示在這里扎根下來，不再回到周原，而且紋身斷發(fā)，于周禮也不適于回到周族。泰伯仲雍從為當?shù)厝嗣裰\福利的考慮，也不會再回到周原的周族。所以泰伯仲雍自號勾吳，建立國家。
  有了國家，為了實現(xiàn)國家職能，必需有稅收，這是在豳地和在周原做為王子的吳泰伯所清楚地知道的一件事。恩格斯說:“為了維持公共權(quán)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公社完全沒有的”。稅收的出現(xiàn)，是人類由蒙昧狀態(tài)跨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稅收自始至終，作為國家重器的身份始終未變，聚財?shù)墓π冀K未變，強勢的秉性始終未變。
后世記載的關于周朝以前的稅收情況，都會記載在古公父的周王室的書庫中，泰伯仲雍都可以讀得到，從而得以清楚地了解?！堵肥贰份d：神農(nóng)之時，為民賦，二十而稅一。黃帝有熊氏始設井田，立什一之制。至大禹之時，分田定稅，什一而賦，稻谷充足到可以造酒。司馬遷《史記夏本紀》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毕闹?，其實是貢賦并重，貢為土特產(chǎn)品，賦為田中糧食?！睹献印贩Q“夏后氏五十而貢”，即每戶農(nóng)家耕田五十畝，上貢量為五畝耕田的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稅率約為十分之一，孟子認為，“什一而稅”是理想中的堯舜之道，是最公正、最標準的稅率。這些情況，泰伯仲雍都十分了解。
《周禮天官大宰》載：以九賦斂財賄。包含了九個稅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余之賦?！吨芏Y小司徒》載：凡斂稅之法，乃分地域而辨其首，施其職而平其政。即征稅標準考慮地域與行業(yè)的差別?！吨芏Y地官》載：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即征稅標準因距王城遠近而不同，近者多役故輕賦，遠者無役故重稅，稅率分別為5%、10%、15%、20%，僅僅只有漆林一類的經(jīng)濟作物稅率為25%。同時，還有勞役，包括兵役、筑城、田獵、運輸。這些很可能都是古公父所制定的規(guī)則，甚至泰伯仲雍也參與了制定，所以泰伯仲雍對此也是了如指掌。
  《吳越春秋》記載：“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泰伯仲雍在吳國推廣青銅器的使用，起城以獲得安全(泰伯仲雍早在豳地之時，就見識過攻伐、殺戮、傷亡、流血，也正是因為豳地的不安寧而讓古公父決定遷徙，所以泰伯仲雍自然知道保衛(wèi)和平的珍貴)，耕田以獲得口糧，興修水利以保證農(nóng)耕的收獲。同時有漁有獵，充分利用資源，保證人民的富足。雖然現(xiàn)在沒有考古證據(jù)說明當時的吳國實行了井田制，井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國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蓖恋貒幸惨庵^著土地不可買賣，只可分封。但是，人民愿意歸附泰伯，說明吳國的地產(chǎn)、土產(chǎn)、水產(chǎn)為當?shù)厝嗣翊蟊娝碛?，而不是為上層階級所獨享，人民大眾有這樣的福祉，從而富足安寧。否則，雖然此地物華天寶，物產(chǎn)豐富，但上層階級盤剝嚴重，豐富的物產(chǎn)由少數(shù)人享受，人民大眾必定不能富足歡樂，必定會高喊“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誓將去汝，適彼樂土”
可見，泰伯之所以受到當?shù)厝嗣竦膿泶?，并且順利地傳位給仲雍，其所執(zhí)行的稅務政策，其制定的稅率，一定是非常恰當?shù)?，即能保證人民富足，又能保證公益設施包括城池與渠瀆的建設方面的開支用度。所以，泰伯仲雍所代表的吳國統(tǒng)治階層的生活，應該是非常儉樸而非奢華。古人云，儉，德之共也。節(jié)儉與儉樸，是所有的德行的共同特征。奢華做派，與德無緣，與至德更無緣。沒有這個儉樸之德，人民只會逃離，而非擁戴。人民看到宮殿巍峨而自己囊中羞澀，人民是不會有自豪感的，只有宮殿里的人，才會有自豪感。
從后世的詩文《花木蘭》中可以看出，在比較落后原始的部族之中，可汗（帝王）大點兵之時，民眾從軍還要自己花錢買兵器鞍馬等等。這表示在比較原始的部族之中，民眾從事勞役，也要自己帶上工具，不需國家來發(fā)放工具，泰伯吳國的建造城池與開鑿溝渠，也許也是這樣，然而這也是藏富于民的一種表現(xiàn)。
  但這并不表明統(tǒng)治階層不用抽稅，自古以來，國家有用度開支，在通常情況下都靠對本國人民的收稅來解決，而不是靠向外的侵略與掠奪來解決。但是，對人民收稅的多少與方式以及技巧，這里大有講究。后世的所謂變法改制，主要是對收稅的多少與方式以及技巧的改變。
魯國變法之時，采用“初稅畝”，按畝征稅;稅率為十分之二，土地不是國有化，而是土地私有，國家向土地所有者（貴族地主）收稅。秦國實行“初租禾”的征稅方法，也是按照田畝的多少來征收禾租，并非按農(nóng)作物的產(chǎn)量來征收。到了春秋五霸戰(zhàn)國七雄時期，各國變法，稅制條款就出現(xiàn)更多的新情況。齊國的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根據(jù)土地的肥沃與貧瘠來征稅，并且實施鹽鐵專賣，寓稅于價（這種做法一直到現(xiàn)在的中國也在使用）。晉文公重耳的惠民政策是將公田賞賜給眾人，土地私有化。楚國的孫叔敖主持修建水利。吳王闔閭認識到“誰過多地增加百姓的賦稅，加重百姓的負擔，驕奢好戰(zhàn)，誰就必然滅亡”的道理，發(fā)出了“王者之道明矣，厚愛其民者也”的感嘆，聽從孫武子“厚愛其民”的建議，從而將吳國建設成王道樂土。越王勾踐則是努力增加人口，以禮儀尊重賢士，而且自己節(jié)約財力,不是自己耕種的食物一律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紡線、織布做的衣服一律不穿，由此而可以實行免稅政策（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到了戰(zhàn)國時期，魏國吳起選用士卒，對于入選的武卒，免除全家的賦稅、徭役和田宅的租稅。魏國李悝要求農(nóng)民多種經(jīng)營，擴大副業(yè)生產(chǎn)。吳起在楚國變法之時，削減貴族爵祿，爵祿只能享受三代，失去爵祿與土地的貴族派往邊遠地區(qū)墾荒，增加國庫收入。秦國的商鞅變法，比吳起變法更******，廢除井田制，廢除分封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推行郡縣制。
  上述的土地私有化、以地為獎賞、根據(jù)土地肥瘠收稅、有針對性的免稅、盡量減少稅收以做到厚愛于民、發(fā)展制鹽與青銅的工業(yè)、開墾荒地、興修水利、與民同作、這些后世賢能之士所采用的飽含著“德與賢”的治國方式方法，做為至德******的吳泰伯，必定都以嫻熟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加以使用，畢竟至德之士即是有道之人，有顆厚愛其民之心，只要不是高高在上，只要不是專于享樂，而是踏實與專注于解決問題，經(jīng)過務實與深思，必有厚愛其民之法，必有厚愛其民之術(shù)。而且，泰伯仲雍還有在豳地和周原，在典籍文化發(fā)達的部族王室之中，所了解到的從黃帝到堯舜到夏商時期的各種治國包括稅務方面的條款前例，對于治國之術(shù)有著深厚的認知，并且身體力行，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治理國家，從而在吳國的公共建設方面成就巨大的同時，民眾也不感到難以承受，從而為六百多年吳國的長久國運奠定了基礎。
【作者簡介】吳鳴鏑安徽人吳文化學者
吳樂一無錫吳氏祖地宗親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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