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評價泰伯是關鍵
泰伯三讓王位,南奔荊蠻,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好多史書都曾記載。然而對此人們有褒有貶。
貶者認為:泰伯父親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歷者,適也。由于“季歷賢”,其子昌有“圣瑞”,故古公常贊賞說:“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深知父親的意愿,自感不及季歷乃至昌,看到自己繼承王位的希望己落空,迫不得已,只好讓位,自己遠走高飛,逃奔荊蠻,并非是顧全大局,有意讓國。是泰伯無能的表現,消極地避讓,不值得稱贊,更談不上是高風亮節,道德高尚等等。
事實果真是如此嗎?否也!當初,古公早有“剪商”之志,晚年更為堅定。因為古公認為“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所以古公為既不能違背王室傳統嫡長子繼承制,又不能如愿傳位季歷以及昌,于是終日悶悶不樂,以至病倒。古公的心事,已為泰伯覺察,他與仲雍商定,以替父采藥為托辭,離開周原,避居“吳山”,讓季歷繼承王位,以遂父愿,此一讓。不久古公病逝,泰伯、仲雍含悲而奔喪周原。季歷勸慰泰伯繼承王位,泰伯堅辭不受,此二讓。而后泰伯決心更大,帶領部分“吳山”族人,跋山涉水,披荊斬棘,輾轉數千里,來到長江三角洲太湖之濱的梅里,開創新天地。他入鄉隨俗斷發文身,稱自已為“刑余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真可謂悲壯之極。于是季歷“權而受之”,“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此三讓也。
泰伯遂父愿,“孝”之誠誠;讓王位,“忠”之貞貞。泰伯崇高的謙讓品德和偉大的人格,連“至圣”孔子也贊嘆:“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己到了找不出任何合適的詞語來形容的極高境界。自古忠孝兩難全,而泰伯雖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卻把二者完美、和諧地統一了。泰伯有意三讓王位,為周朝的建立和發展創造了條件。難怪司馬遷在《史記》中把他列為“世家******”。也正因如此,周武王克殷后,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己君吳,因而封之。
泰伯的偉大,不僅在于他“三以天下讓”,開創了勾吳國,而且在于他以謙讓的風范和寬闊的胸懷溶于荊蠻習俗之中。他斷發文身,與當地人民打成一片,并將黃河流域較具優勢的禮儀文化和生產技術加以揉合和交融,開創新的事業:他帶領百姓,克服重重困難,興修水利,改堵為疏,先后開挖“九徑一瀆”,這“一瀆”就是遺存至今的江南地區******條人工運河―伯瀆河,它確保了農業的豐收和商貿經濟的發展;又教人圈養野雞、野鴨、野羊、野鹿,使之成為家禽家畜,從而提供了豐富的食品;制陶手工業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青銅器的制造在吸收中原較為******的鑄造工藝并加以改進后,有了長足的進步;為了抵御商王朝及諸侯國的侵騷,確保勾吳國的長治久安,人民能安居樂業,泰伯率眾筑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后人稱為“泰伯城”,它是江南******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也是吳氏的發祥圣地。泰伯并建立了軍隊,泰伯城南的接岸船弄就是當年的吳國駐兵的地方,“荒三千”中的那座“故文臺”就是吳國舉行慶典、朝拜天地、檢閱軍民的地方。
由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地經濟文化的大融合,使荊蠻大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帶來了富庶的曙光。“數年之間,民人殷富”就是******的寫照。泰伯仁愛的胸懷,卓越的才干,艱苦奮斗的開拓創新精神,贏得了百姓的擁戴,“從而歸之者千余家,立為吳泰伯 ”(《史記》)。泰伯不以君主自居,“自號勾吳”。他以德治國,以人為本,民富國強,使勾吳成為 “衣食足而禮義備,民生敏于習文,疏于用武”的禮樂之邦。以梅里為中心的勾吳國,一步一步地擺脫貧困走向殷富,從落后走向文明,為日后繁榮發達的江南經濟和光輝燦爛的吳文化奠定了基礎。時至今日,每逢正月初九―泰伯生日那天,四鄉十多******涌往梅村泰伯廟祭祀這位受人愛戴的江南始祖,泰伯受到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將相、政府官員,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的崇敬和贊揚,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就是歷史事實,事實勝于雄辯。這就是泰伯的至德精神,光芒四射。當今的無錫城市精神“尚德、務實、和諧、奮進”,三千多年前的吳泰伯在這方面己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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