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見證――評吳文良原著、吳幼雄增訂的《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 第3期 林振禮
《泉州宗教石刻》這一重大選題,20世紀50年代就得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鄭振鐸副部長的重視和支持。吳文良先生業余考古,于1957年出版了原著,實有篳路之功。增訂者吳幼雄秉承并超越其父“以物證史”的治學路徑,對書中有歷史意義的碑文,做了精辟的考論,其中不乏深達幽微的洞見。該書的出版,為泉州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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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良父子的“愛石說” 講述泉州宗教石刻故事
2013年04月22日 09:29
來源：東南網
記者 林繼學 謝向明
吳文良當年在德濟門遺址發現的伊斯蘭石刻，如今被安放在清凈寺內
誰是中世紀“東方******大港”刺桐港******的見證者？是泉州大量的宋元石刻。譬如記錄了泉州航海祈風典禮的九日山摩崖石刻，它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證物。這些曾飽經風霜，或遭遺棄、或被踐踏的寶貴石刻，即將成為一部紀錄片的主角。這部紀錄片，近日由鯉城區宣傳部與開元街道黨工委、辦事處緊張籌拍，講述泉州宗教石刻，及愛石人吳文良父子收藏、保護、研究石刻的故事。如果進程順利，它將于第二屆世界閩南文化節期間推出。
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專家吳文良、泉州著名文史專家吳幼雄父子倆，對這些石刻付出了極大心血。
吳文良家在泉州縣后街，生于清朝末年，1923年考入廈門大學生物系。當年，聽取了兩位考古學家張星R和陳萬里關于泉州考古學術的報告后，吳文良放棄生物專業，選擇考古學，開始了一生的考古鉆研。畢業后，他回到泉州當中學老師。
業余時，吳文良喜歡搜集和研究，古代僑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各國人遺留下來的宗教石刻，想解開中古時期泉州與海外各國的海上貿易、文化交流。
生性豁達的吳文良因為收集宗教石刻，交友甚廣。1932年后定居閩南的弘一法師，就常到吳文良家拜訪。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合適，廓而亡言。花枝春滿，天心月圓。”1942年10月，弘一法師在泉州圓寂后，留下的這副遺偈成了吳文良與弘一法師等宗教界朋友坦蕩心胸的寫照。
搶救多處石刻 填補海交研究空白
九日山的摩崖石刻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證物。
吳文良曾在《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里寫道：“因年代久遠，苔蘚封翳藤葛滋蔓。且刻字的摩崖石刻巖石均極高大，刻工又深淺不一，風化相當厲害，非用云梯攀登，仔細刮爬，字句每難辨認。”他多次爬上九日山，仔細校對摩崖石刻，詳細考證石刻的時間、作者,為我們還原了這些被忽視的財富。
如今，鑲在涂門街清凈寺門楣上的那方石刻，也得益于吳文良的搶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吳文良在泉州德濟門城墻拆毀時，發現了這方完整的石刻，上面寫著他讀不懂的阿拉伯文字。苦于付不起45美元，吳文良找到清凈寺負責人，勸清凈寺收購。
吳文良花了一生的時間，撰寫了《泉州宗教石刻》，引起了學術界，乃至國家領導人的重視。著名考古專家夏鼐曾評價吳文良是“填補我國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當年，陳毅副總理出國訪問時，還特意向吳文良要了8本《泉州宗教石刻》。
1969年，吳文良離世。兒子吳幼雄繼承了父親的信念，繼續宗教石刻的考證、研究，進一步完善《泉州宗教石刻》，并于1991年再版。
父子兩代人，花了78年的時間，才完成這本專著，為泉州地方史及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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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草庵寺－－－世界現存惟一摩尼教寺廟遺址
摩尼教的轉世生命：從救世到捉鬼
2007年08月26日13:51 廈門網-廈門晚報
草庵寺前出土的寫有“明教會”字樣的黑釉碗
草庵寺里的明代摩尼教石刻，如今成了驅魔咒語。
弘一法師的誤讀
喜歡草庵，最主要因為它是世界上僅存的一座摩尼教寺院。還因為弘一法師生前也十分喜歡這座寺院。去年夏天，我與朋友陳飛鵬一起去草庵。有位80多歲的老“菜姑”，聲稱自己見過弘一法師。飛鵬高興得很，當即用攝像機采訪了起來。
今年初，廈門大學郭志超教授約我一起去草庵，他說晉江博物館的粘良圖先生發現了摩尼教的一些變異形式，很有學術價值。這樣，我們一行三人，就去了草庵及附近村落。
到了草庵，我說起上次見到的老“菜姑”。粘先生說她已經去世了。她原是童養媳，不識字，只會念阿彌陀佛，從小就在寺里做些粗活。文革時紅衛兵要砸摩尼光佛，她指著省政府立的重點文物保護碑，要他們先砸碑，再砸佛像，那些人不敢先回去了。她連夜用黃泥糊掉了佛像，才保護下來。
弘一法師非常喜愛草庵。1933年、1935年和1937年三個冬天，他都呆在草庵度歲。他住的意空樓已經不存，但他為草庵留下了不少精美的書法，猶留存于柱壁間。
當時，草庵只是一個清靜的佛教寺院。法師寫過一篇《重興草庵記》，其中云：“草庵肇建，蓋惟宋代。逮及明初，輪奐盡美。……殿供石佛，昔為巖壁，常現金容。因依其形，雕造佛像。余題句云：‘石壁光明，相傳為文佛現影；史乘載記，于此有名賢讀書。’蓋記其事也。”
這段文字，證明弘一法師還不了解草庵的真實歷史。他把石壁上雕刻的摩尼光佛錯誤地當成佛教的釋迦牟尼佛了。這很正常。摩尼教已經湮滅三四個世紀，早已被人遺忘。
草庵被識別為摩尼教寺這一重大發現是泉州宗教考古學家吳文良先生做出的。1957年他在《泉州宗教石刻》一書中公布這一成果。1961年，草庵被列為福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8年8月，在瑞典舉行的首屆國際摩尼教學術會議上，各國學者一致認為草庵是世界現存惟一摩尼教寺廟遺址。1996年，草庵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草庵原本是摩尼教的寺院
草庵是我到過的最漂亮的寺院之一，清幽，別致，精巧。沒有一進又一進的大雄寶殿，沒有一尊又一尊大同小異的佛像。草庵的核心是一尊巖壁上鑿出的浮雕佛像，為這尊佛像，建了一幢三開間的小石室。其他，都是附屬設施。
這尊佛像與所有其他佛像都不相同，它是摩尼教這個已經消失數百年的世界性大宗教留存至今的惟一雕像。根據題記，我們知道雕像完成于1339年，那時是元朝，附近村落一位陳姓施主為了祈薦考妣早生佛地而出資雕造的。
元代的草庵無疑屬于摩尼教。《閩書》還記載說：“泉州府晉江縣華表山……山麓有草庵，元時建，祀摩尼佛。”在晉江博物館，我們看到了一些草庵寺前發掘的黑釉碗，上面寫著“明教會”三字。據考證，這些碗屬于宋代磁灶大樹威窯所燒制的產品。也就是說，草庵很可能宋代就是摩尼教的寺院了。
摩尼教是唐前期從中亞傳入中國的，歷經唐宋元三代，風風雨雨，波折不斷，總還一脈相傳。到了明初，因為明教的“明”字上逼國號，朱元璋嚴禁傳習，毀其宮室，遣散教眾。對摩尼教來說這是一場滅頂之災。然而，偏遠的福建摩尼教還堅持了一陣，因為半個多世紀后，草庵又多了塊摩尼教石刻：“勸念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統乙丑年九月十三日”。落款的紀年為公元1445年。可見摩尼教的草庵還沒有失守。
又100多年過去了，草庵不知怎么成了道教的地盤。明萬歷年間（1573－1620），惠安詩人黃克晦游草庵，說是“結伴遙尋太乙家，峨峨萬石映孤霞”（《萬石峰草庵得家字》）；泉州詩人黃鳳翔眼前也是一片荒蕪：“竹邊泉脈鄰丹灶，沿里云根蔓綠藤”（《詠草庵》）。“太乙”，“丹灶”云云，看來他們都把草庵當成道觀了。
再后來，草庵成了佛教的寺院。1923年，瑞意和廣空法師籌資修復草庵；1932年，在殿堂東建成意空樓。弘一法師就是這時期來到草庵的。
摩尼光佛的胡須
草庵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那尊摩尼光佛雕像。石壁上鑿出的一個圓形佛龕內，面相豐滿的摩尼佛寬袖僧衣，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背景是十八道放射狀光輪。因為石質不同，佛像的臉呈草綠色，手粉紅，身灰白。最引人注目的是，佛像兩肩各散下兩紐黑發，顎下垂下兩條長須。
摩尼佛像世所罕見，可以比較的惟有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在吐魯番發現的一幅摩尼壁畫像。那是唐代西域回鶻族人的遺物。其形象為：“高僧衣白法衣，胸前有繡紋，左肩綴闊繡帶，帽施金繡，頸間系黑紐，面長圓，鼻作鷲形，目小而歪，酷肖中國人描寫歐人之手筆。其背光為新月及太陽，新月作黃金色，太陽作淡紅色。”（《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
對照看，二者的差異很大，******的差別是：吐魯番壁畫的摩尼像有冠，無須；草庵摩尼雕像無冠，有須。
吳文良先生認為，草庵的摩尼光佛雕像，和釋迦牟尼佛造像大不相同：釋迦造像多雕塑成慈眼低垂，鼻梁高暢，雙頰圓潤，且頭上有螺發，下巴無須；今日在草庵所見的摩尼佛造像，無螺發，而有兩道長須，垂至腹際。其背后的光輪，也和釋迦牟尼背后的佛焰不同。
佛像無須，道士有須，這是我們一般的認知。蔡鴻生教授因此說泉州摩尼光佛雕像的特征是“佛身道貌”。林悟殊教授認為：“這一形象是摩尼教在中國這一佛教、道教為主流宗教的社會環境中逐步嬗變的產物。”他們認為，摩尼的形象，在歷史中逐步演化，吸收了本土佛道兩教神像的特點，才變成這種形象。
然而，關于摩尼光佛的胡須，粘良圖先生另有新解。他說摩尼光佛本來就沒有胡須，是上色的人上錯了，因為石壁上沒有胡須的刻痕。還有，他認為頭發也上錯了色。每邊本來各有三紐頭發垂肩，可是兩肩最外邊那紐頭發沒有上成黑色，卻上成了紅色，結果每邊只剩兩紐頭發垂肩。
如果這樣，摩尼光佛的胡須就是一個假問題。許多爭議壓根兒是觀察疏忽造出來的。
民間的“摩尼公”
在草庵附近的村社里，民間還保存著一些摩尼佛像和祭祀儀式。這就是粘良圖先生近年來的重大發現。
午飯后，他帶我們去東石。東石是靠海的港口，距草庵約20公里。在玉井戶夫子館（即關帝廟），幾位老婦人正在打牌。說起“摩尼公”，她們領我們去看配祀在左邊的兩尊小神像。其中黑臉的有100多年歷史，當地人又稱“番仔佛”，功能是保護海上平安。紅臉的較新，模樣相仿。兩尊神像都是頭發分垂雙肩，每邊三紐，下頜無須。
廟里的老人說，摩尼公驅魔趕鬼最靈。每年神誕前一晚，都要請神去草庵陪佛過。他們自認草庵是摩尼公的祖廟。
草庵下面的村子叫蘇內，民間也有“摩尼公”神像。村里的五都水尾宮很新，有摩尼光佛、秦皎神使、都天靈相等。但三神都已被人請走，只剩下畫像。村民說，三神的祭品都只用素菜。每年農歷6月13是摩尼公的生日。就我看來，這里描繪的摩尼光佛壁畫，顯然抄襲自草庵的浮雕。村民說，附近一些村子也有信摩尼公的，但不如蘇內村。
粘良圖又帶我們去村里的曾天法（已去世）家。他說這家人祖祖輩輩都做乩童，他們家傳的摩尼公像，為蘇內村已知的惟一一尊。因為是私人的，就不必每年都去草庵割香，分爐。他家的摩尼公主要為草庵的摩尼光佛代言。
曾天法家的摩尼公造型古樸，與草庵雕像有很大差異，不但來歷久遠，顯然還另有所本。神像頭發分梳兩邊，扎了辮子，雙肩各垂下兩紐頭發，無須。華麗的服飾有點像道士裝，上面卻寫有“佛”字，盤腿在蓮花臺上。
我們見到的民間這三尊摩尼公神像都沒有胡須。因為吳文良先生半個多世紀前見到的摩尼光佛就已經畫錯胡須了。如果民間的摩尼公神像是半個世紀內新塑的，源自草庵，那么也該有胡須。我相信，民間的摩尼公形象很可能另有自己的神像譜系。
驅魔趕鬼的符咒
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宗教，摩尼教的教義博大精深，它的目的是拯救靈魂，重建宇宙，讓信徒的生命奔向光明王國。普通人熱衷的算命、驅鬼之類迷信活動，是不屑為的。不過，自從摩尼教變異為民間信仰，就放棄了高遠的理想，忙于俗務了。村民們異口同聲說，摩尼公的******本領是驅魔趕鬼。
粘良圖又找來了曾天排，一位五十多歲的村民，長得干瘦。他也做乩童，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他介紹說，趕鬼要念咒語，比手印。所謂咒語，他透露說就是明代刻在草庵石上的那句話：“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這里說明一下，明代的摩崖原刻已毀，幸好吳文良先生著的《泉州宗教石刻》留下了照片。如今的石刻是根據照片重刻的。
曾天排說，咒語從前很靈的，誰念都靈。后來有位富人，倒尿盆的時候也念咒語，從此就不大靈了，還要配合手印，需要專業的乩童來做。
在我們的請求下，曾天排示范了手印：前五指張開，意為五指山；后拇指食指成環，其余三指豎立，意為三尊佛（佛教的西天三大佛）。比手印的同時，口中要念動咒語。
郭志超教授認為，摩尼公趕鬼，早在摩尼教還沒有變異為民間信仰的時代就開始了。五代徐鉉的《稽神錄》里記載泉州楊家鬧鬼，請來巫師作法，沒想到鬼技更高，巫師落荒而逃，后來又請“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可見五代時摩尼教已經相當中國化，像道教一樣裝神弄鬼。不過這不是主流。明末摩尼教消亡后，才完全淪落為驅魔趕鬼的民間法術。按成書于明末的《閩書》記載，“今民間習其術者，行符咒”。可見明末晉江的摩尼教已變異為民間信仰，繼續流傳。
我們沒想到民間信仰的力量這么大，400多年后，這些符咒還在流傳，不絕如縷。
應該怎么說呢？摩尼教死了嗎？作為一門具有嚴密理論體系的宗教，它的確死了；然而它又沒有******死去，它以一種更低級的形式――作為實用的民間方術――還在茍延殘喘。世界之道，循環往復。曾經雄辯滔滔的宇宙學說，******關懷，如今淪落為鄉間捉鬼的符咒，讓人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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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明教與印度教濕婆派
公元前一千年前，由波斯雅利安人文化與印度達羅毗荼人文化相交匯后產生的古印度燦爛的吠陀文明，后來，吠陀文明演化發展為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而在印度教中，有濕婆派，梵天派，毗濕奴派。
吠陀文明最古老的經典是《梨俱吠陀》、古波斯最古老的宗教經典是《阿維斯塔》，波斯的這種宗教叫做祆（音仙）教，曾在中國曾有廣泛的信徒，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安祿山和方臘都是祆教徒。而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著名的明教，其實是由祆教發展而來的摩尼教。中國民間稱之為“吃菜事魔”（吃素食，但做事過于極端）。
祆教因為供奉圣火壇又被通俗的稱為拜火教，在祆教圣經《阿維斯塔》中間，有17章的贊美詩，被認為來源于更為古老的波斯語，而正是這部分內容，幾乎都能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找到對應文本，除了一些發音不同，幾乎沒什么區別。
學者威廉.杰克遜在1892年出版的《阿維斯塔語語法與梵文比較》一書中，曾舉出了一段阿維斯塔中的密特拉神頌辭與《梨俱吠陀》的內容相比較，即使對兩種語言都不懂，也不難看出二者到底有多像：
《阿維斯塔》：
tam amavantam yazatam
suram damohu savishtam
mithram yazai zaothrabyo
《梨俱吠陀》：
tam amavantam yajatam
suram dhamasu savistham
mitram yajai hotrabhyah
漢語翻譯：這是強有力的密特拉神，是所有創造物中最強大者，我謹以酒獻上。
中國的元代文獻中未發現有關濕婆教（印度教濕婆派）的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泉州曾多次發現元代濕婆教雕刻遺物共200余方，特別是近年來屢有新發現。1984年底，學者們在泉州通淮門城墻附近發現一方濕婆教石刻。該石呈長方形，體積為47×57×22厘米，石質為輝綠巖。其主體部分刻成屋形方龕，龕頂正中為一鐘形紋飾，屋脊頂層飾有獅子頭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層相迭的蓮花柱，龕內正中雕刻著一塔狀磨盤，承托在盛開的蓮花之上。塔狀磨盤左右各有一神像，頭戴寶冠、頸項上飾念珠，腕上套有鐲環，以同樣姿勢坐在蓮座上。這里的神像應為印度教破壞之神濕婆（Siva）或其追隨者，而龕內的塔狀磨盤則應為濕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濕婆教認為破壞之后必然要創造。濕婆雖然是破壞之神，但也有創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屬于濕婆教建筑外觀飾物，常嵌在內殿的層樓頂上。五十年代初期吳文良曾收集到類似的龕狀石。濕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帶發現得不少。
由此可見，吳文良收集到的濕婆教龕狀石與吳文良識別發現的摩尼教草庵，其實都有精神上的共同的祖先－－古波斯的經典《阿維斯塔》與古印度的經典《梨俱吠陀》的編創者DDD伊朗-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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