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畈位于安徽合肥市肥東縣南部，西南臨巢湖，現(xiàn)屬于肥東縣長臨河鎮(zhèn)管轄。宋寶慶年間（1226年），六家畈吳氏一世祖吳七三從宣城來此定居，其后代子孫遍布全球各地，原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吳邦國祖籍肥東，更令人稱奇的是20多名將軍，有4000多名六家畈吳氏后代居住海外，總人數(shù)達20多萬之眾。
位于巢湖東北岸的六家畈，是淮軍發(fā)源地之一，湖光山色，人杰地靈，現(xiàn)屬合肥市肥東縣長臨河鎮(zhèn)，距安徽省政務中心約20公里。1870年前后，原淮軍“華”字營統(tǒng)領吳毓芬在家鄉(xiāng)六家畈倡建義倉，以備饑荒，倉內稻谷到1894年達到3000多擔，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27萬公斤。
吳毓芬簡介及其建義倉緣由
吳毓芬（1821—1891），字公奇，號伯華，六家畈人，秀生出身。清朝咸豐初年，與弟弟吳毓芳、吳毓蘅、吳毓蘭等人在六家畈興辦團練，對抗太平軍。1853年，同屬合肥東鄉(xiāng)的李鴻章及其父李文安先后奉命回鄉(xiāng)辦理團練，吳毓芬兄弟追隨左右。1861年底至1862年初，李鴻章奉命招募淮勇組軍時，吳毓芳已于1857年在甘肅知縣任上因病去世，吳毓蘅于1858年與太平軍作戰(zhàn)時陣亡，吳毓芬?guī)溟L子吳兆楣，和弟弟吳毓蘭一起加入淮軍，并將熟識的張樹聲、劉銘傳、吳長慶、潘鼎新等人引薦給李鴻章。
吳毓芬先在淮軍營務處管理營務，1862年冬組建淮軍“華”字營，自任統(tǒng)領，因鎮(zhèn)壓太平軍、捻軍有功，被“誥授資政大夫，賞戴花翎，賞給御勇巴圖魯名號，賞給三品封典”，授“按察使銜，江蘇補用道加四級”。1867年，稱病請假回鄉(xiāng)，未再復出，“華”字營統(tǒng)領由其弟吳毓蘭接任。1891年，吳毓芬去世，李鴻章向清廷奏請從優(yōu)議恤，清廷頒旨贈太仆寺卿，從祀淮軍昭忠祠。在六家畈吳氏宗祠西側，還建有專祠。
吳毓芬回鄉(xiāng)后，在家鄉(xiāng)六家畈廣置田產(chǎn)，大建宅第，孝敬父母，讀書作文，著有《也是園詩鈔》5卷，收錄詩作544首，是當時有名的“廬州三詩人”之一。同時，領修吳氏宗祠、續(xù)修吳氏族譜、倡建吳氏義倉、籌辦吳氏義學。1878年，受李鴻章委托，主持續(xù)建巢湖姥山島文峰塔的上四層，將這停工于1631年（明崇禎四年）、爛尾了240多年的工程續(xù)建完成。續(xù)建工程完工后，李鴻章高興地寫《姥山塔碑記》文刻石，并在塔上題“文光射斗”。李瀚章、張樹聲、劉銘傳、周盛波、唐定奎等淮軍將領也紛紛題詞。
1853年（咸豐丙辰），六家畈地區(qū)大旱，糧食價格飛漲，百姓生活慘淡。吳毓芬對這場旱災造成的慘狀耿耿于懷。1880年，他在《豫備倉記》中說他當時“嘗與族人百計謀之，卒以資力耗竭，不能悉救，至今念之，猶以為戚”。所以，他要倡議“建豫備之倉，不貸以取息，不糶以逐價”，“專為救荒”而預備。“豫備之倉”取名“義倉”。
當時有人疑惑，認為家族那么多人，天下那么多人，“所濟能幾何？”吳毓芬解釋說，“救荒之法，救死不救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要能使自己家族人在饑荒中不餓死就足夠了。吳毓芬還解釋說：“吾之族，吾謀之，天下莫不有其族也。”言而之意，如果有能力的人都能設法照顧好自己家族里的人，使他們遇到饑荒時不被餓死，還用擔心“天下之人眾矣”，“所濟能幾何”嗎？
義倉建起后，家族有的長老覺得用“義”作倉名不妥，擔心有自吹自擂的嫌疑，希望將“義”字換掉。吳毓芬認為“義”字不能改，因為“義”的意思容易理解，“如是，則義；不如是，則非義”，就是要“后世子孫顧名而思之，庶懔懔乎其不敢犯”，不敢冒著“不義”的名聲和風險危害義倉。吳毓芬以北宋名相范仲淹建立的范氏義莊為例，說明用“義倉”名稱的重要性。族人認為吳毓芬講得有道理，遂保留了“義倉”名。
義倉捐稻谷和洋錢情況
吳毓芬倡建義倉，得到其弟弟吳毓蘭、后任“華”字營統(tǒng)領的吳育仁，及六家畈許多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紛紛解囊，有的捐稻谷，有的捐款，有的同時捐稻谷和洋錢。1880年（光緒六年）公布的帳目表明，義倉共獲捐稻谷約5.4萬公斤（601.8擔）、洋錢186元。吳毓芬自己帶頭，共捐出稻谷250擔，洋錢31元。1868年也辭官回鄉(xiāng)的吳毓蘭共捐稻谷160擔,洋錢10元。原“華”字營營官、1868年接任“華”字營統(tǒng)領的吳育仁共捐稻谷73.8擔,洋錢6元。吳毓蘭兄弟共捐稻谷410擔，占獲捐稻谷總數(shù)的67.12%；捐洋錢41元，占獲捐洋錢總數(shù)的22.04%。如果把吳毓芬、吳毓蘭、吳育仁這前后三任“華”字營統(tǒng)領捐的稻谷和洋錢加起來，共計483擔稻谷，占獲捐稻谷總數(shù)的80.39%；洋錢47元，占獲捐洋錢的25.27%。幾位統(tǒng)領級人物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和支撐作用。
吳邦杰、吳金泰、吳爕泰、吳斗南、吳建勛、吳邦耀、吳重仁、吳善超、吳應昌、吳世泰、吳從先、吳金基、吳從仁、吳麟祥、吳鉅典、吳履潔、吳永長、吳在林、吳家盈、吳義成、吳春泰、吳士文、吳煜熙、吳廣友、吳起業(yè)、吳宏發(fā)、吳近宜、吳芳發(fā)、吳美義、吳憲標、吳建培、吳仁勇等32人，都捐出不少于1元的洋錢或不少于1擔的稻谷，其他零星捐款加起來也有洋錢30元。其中吳邦杰共捐稻10擔、洋錢40元，吳金泰共捐稻10擔、洋錢26元，吳爕泰共捐稻10擔、洋錢36元，吳斗南共捐稻4擔、洋錢2元，吳善超共捐稻8八擔、洋錢3元，吳應昌共捐稻20擔、洋錢5元，吳世泰共捐稻19擔、洋錢10元，吳家盈共捐稻4擔。
據(jù)六家畈老人回憶，義倉設在吳家祠堂內。當時祠堂前后兩個園子三路房屋，祠堂第三路房屋就作為義倉的庫房，儲存稻谷。現(xiàn)在六家畈養(yǎng)正學校西邊有吳毓芬當時建的房屋，有一部分被稱“倉房”，義倉糧食多時，也可能將祠堂存不下的糧食存放在這里。
建立義倉管理機制
為了保證義倉能夠長久、正常運轉，持續(xù)發(fā)揮義倉應有的作用，吳毓芬牽頭制定《義倉規(guī)條》，對義倉的管理和賑災稻谷的使用等都作了明確規(guī)定，共10條，包含五個方面內容。捐谷自愿，不得他用。規(guī)定“自愿捐谷，自一擔以上至百擔不等，皆收入倉，不愿者不強”。“存谷專備賑”，家族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得從義倉稻谷中支用。“存谷無論何人不得私借”，對于“強借者”不僅扣除譜名，還要“合族公追，送官辦罪”。
對義倉管理人員提出要求。要求管倉董事須是“殷實之家”，還要“端謹老練”，經(jīng)過“公舉”，才能“入倉辦事”，“一人正辦，二人會辦”。“一切收放曬谷”，都由他們負責，“他人不準干預”。為了避免管倉董事的嫌疑和公私不分，規(guī)定，“飯食皆各人自備”，不從公款中支出。
明確日常管理的規(guī)則。“每月管事之人查檢一次，以防霉?jié)瘛保懊磕炅隆绷私猱斈晔粘汕闆r，如收成好，就“出陳易新”；如收成不好，“糧貴”就“不得遂價變賣，以防大饑”。“每年二月初一日”，要對“倉中余款”，“公同比較結算，更立新賬，并將谷數(shù)、錢數(shù)開單，張貼祠內”，讓全族人都知道，方便監(jiān)督。
對求助者設定要求。在危急情況時，“救死不救貧”。 “其尚有產(chǎn)業(yè)可賣”，即使生活已經(jīng)很困難，但是還沒餓到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得請賑”。在品行上，“先盡安分務業(yè)之人”。平時有明顯“劣跡”，“以及吸食鴉片者”，“饑由自臻，本身不準請賑”。受助者“日后家道充足”，要“加倍歸還”。如果家庭經(jīng)濟狀況沒有好轉、仍然沒有能力歸還，“不足者不索”，就不向其索還。
明確賑災的時機和標準。 “年歲奇荒，米價一擔至四千五百文以上，人難自存，公議開倉、放米之法”。自當年“十月初一日”開始“放米”，到第二年的“三月底”結束。15歲以上的，“每日給米六合”；8歲至15歲，“每日給米四合半”；3歲至8歲的，“每日給米三合”。“合”是中國古代容量單位，一合米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0.09公斤米。按照六家畈至今仍然沿用虛歲的習俗，這里的年齡標準指的都是虛歲，不是周歲。14周歲以上的人，遇到饑荒，如果每天能夠得到0.54公斤米，雖然有可能不夠吃，卻不至于餓死了。
吳毓芬牽頭成立了管理義倉的機構，自任總管義倉事，軍功六品頂戴吳重仁任副管義倉事，監(jiān)生吳應昌任前管倉董事，監(jiān)生吳善超任管倉董事，監(jiān)生吳守章、吳金蘭任會辦董事，負責管理義倉事務。
借助官府力量保障義倉運轉
1882年，復出數(shù)年的吳毓蘭在天津道署任上去世。1891年，吳毓芬在家鄉(xiāng)因病去世。1894年，六家畈最有威望的，當屬時任北塘防軍統(tǒng)領、通永鎮(zhèn)總兵的吳育仁了。吳育仁 (1839-1898)，原名隆仁，字從起，號樂山，六家畈人，1862年隨族叔吳毓芬參加淮軍，1878年接任“華”字營統(tǒng)領，約在1884年又接管“仁”字營，遂將兩營合作，統(tǒng)稱“仁”字營。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李鴻章見戰(zhàn)事難免，調兵遣將，時任北塘防軍統(tǒng)領、通永鎮(zhèn)總兵的吳育仁自告奮勇，派兵前往朝鮮增援。7月23日，1116“仁”字營官兵在塘沽乘英國輪船“高升”號前往牙山，途中遇到日本軍艦攔截，官兵誓死不降，“高升”號被擊沉， 871名官兵壯烈殉國，約600人為六家畈吳氏子弟為國殉難。
義倉經(jīng)過20多年的苦心經(jīng)營和發(fā)展，到1894年， “積谷三千余擔”，約27萬公斤，數(shù)量巨大，管理起來也相當不容易，“久儲則耗蝕霉困，短折堪虞；糶糴則價值低昂，易滋流弊”，還要提防一些人對義倉糧食有非分之想。這時，吳毓芬長子吳兆楣“聚眾集議”，修改義倉管理《規(guī)條》，并由吳育仁領銜，請官府支持，希望借助官府力量來監(jiān)督、保證《規(guī)條》不被違反，義倉能夠順利開辦下去。
吳兆楣，字顯甫，號葆之，太學生，吳毓芬長子，1862年隨其父加入淮軍，曾與其叔父吳毓蘭一起任“華”字營營官，因鎮(zhèn)壓太平軍有功，被“賞戴孔雀花翎，運同銜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江蘇即補知縣”，“軍功歷保遇缺即選從九，遇缺即選縣丞五品銜”。吳毓芬去世后，吳兆楣在巢湖北岸靠近六家畈的地方倡建鎮(zhèn)湖塔，并具體負責建設巢湖忠廟淮軍昭忠祠和李文安（李鴻章父親）專祠等，還為六家畈吳氏義學改革成“養(yǎng)正學校”做了大量貢獻。
當時，六家畈屬廬州府。廬州府轄區(qū)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的合肥市和六安市部分地區(qū)，府治設在合肥。吳育仁等人向廬州府申請，請官府“給示勒石”，使義倉能夠“長流濟乏，匡危宗族之貧窮有賴”。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尋求官府支持，借助官府力量來保障，確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廬州府同意，在六家畈勒石刻《廬州府正堂范為給示勒石遵守案》，落款日期“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即1894年陰歷12月2日。明確“除清折存案外，合亟照抄規(guī)條，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族諸色人等，一體知悉”，“義倉積谷，既備救荒，復兼濟困”，“自示之后，務須按照定章，永遠遵守，如有應行變通事宜，仍當集眾熟商，不得獨出己見，致啟猜疑。若遇年歲中歉，亦不準擅行動用，藉端消耗。倘敢故違，準該族眾公同稟究，聽候分別追罰懲辦，決不稍寬，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轉型發(fā)展的義倉
1894年，吳兆楣“聚眾集議”，修改義倉管理《規(guī)條》，并由官府刻于石。這是在吳毓芬牽頭制訂的《規(guī)條》基礎上，根據(jù)當時的實際情況和考慮，進行了調整，共7條，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延伸救濟對象范圍。將“本族”生活非常困難的“年登七十以上者”和年輕的“守志孀婦”，也作為幫助對象，人數(shù)各限制在20人以內。開始改變義倉資產(chǎn)方式。根據(jù)“本族貧戶”情況計算，義倉常年保持稻谷500擔、洋錢500元就足夠度“兇年”了，“余置田、房產(chǎn)業(yè)”， “稍有租息，庶可持久”。同時，規(guī)定“義倉所置產(chǎn)業(yè)”，“永遠不得變賣，本族之人亦不得佃種義田”。“義倉所存錢谷，專濟兇荒貧命，無論族間有何事故，不得移用”。
建立義倉管理人員的流動機制和監(jiān)督機制。“于本族間公推人品端方、家道殷實者三人，各值一年，輪流經(jīng)理”，“每屆正月，合族會算一次，以示大公共”。平時，不管事的人，“不得妄參末議，紊亂條規(guī)”，等到管事的人任滿三年后，“公議勤惰”，決定這三人是去是留，還是要更換。
提高賑災糧食的標準。“遇緩征錢糧荒年”，對“極貧戶不論男女”，15歲以上者，每天供應1升米；15歲以下、5歲以上者，每天供應半升米。如果“遇歉年”，一擔米價格超“過四千以外，貧者艱食”，也根據(jù)實際給予賑恤，“余皆不得籍口索食，撓壞善舉”。1升米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1.8斤米。
這種改動，在堅持原《規(guī)條》基本精神的基礎上，使義倉的管理和運營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轉型。******的亮點和最重要的轉型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延伸了救濟對象范圍。在不是荒年的情況下，救濟生活特別困難的75歲以上老人和喪偶的年輕女人，更加體現(xiàn)出濟困的精神，發(fā)揮出義倉更多的價值和作用。
二是在保持一定數(shù)量的稻谷和“洋錢”、不影響“兇年”賑災的前提下，“置田、房產(chǎn)業(yè)”，收取“租息”。這樣可以在不影響“兇年”賑災的同時，實現(xiàn)義倉資產(chǎn)的保值增值和自我造血，更能持久發(fā)展，與范氏義倉的運營方式如出一轍。義倉管理和經(jīng)營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成熟、有序。
義倉管理人員在六家畈和附近的烔煬河、洪家疃、劉壽三和小黃村等地購買用水方便的田地，對外出租，并在田地旁邊建有莊房，方便佃戶堆放農具和農忙時休息。1914年陰歷3月時統(tǒng)計，義倉已有476塊田地，合311.573畝（三十一擔一斗五升七合三勺），存有干稻近1.5萬公斤（一百六十六擔五斗），現(xiàn)洋394.53元。同時，還在烔煬河街上擁有一幢朝西的門面房，四路16間的瓦房。
1914年陰歷3月（民國三年三月），秀才吳鳳標（派名吳補貞，字性存，號瑞鳴）主持完六家畈吳氏家族第十次修譜，在《義倉續(xù)記》中寫道“義倉始于捐谷，終于積谷，先資政公（即吳毓芬）之詒謀善矣，惟積谷漸多，經(jīng)理匪易，嗣由葆之公（即吳兆楣）聚眾集議，請示勒石，以谷變價，置買田產(chǎn)”，“是倉命名曰‘義’久矣，后之人，其毋忘斯意，而思有以繼先賢之志也夫”。
1050年(宋皇佑二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后，在其原籍蘇州吳縣（現(xiàn)蘇州市吳中區(qū)）捐出1000多畝田，設立范氏義莊，用義莊田地的地租贍養(yǎng)同宗族貧窮人員。雖然朝代更迭，歷經(jīng)戰(zhàn)亂，到清朝宣統(tǒng)年間還有5300畝田，且運作良好，具有基金會的雛形，真不是一般地了不起、不容易！
吳毓芬倡建義倉，就是以范氏義莊為參照，希望能夠在“兇年”幫一把本家族走投無路人員，使他們不致于餓死。吳兆楣改革義倉，“置田、房產(chǎn)業(yè)”，用租金來保證義倉正常運轉，在經(jīng)營方式與范氏義莊有相通之處。義倉雖然在規(guī)模和效果上遠遠比不上范氏義莊，但這種精神值得欽佩、弘揚。
六家畈吳氏義倉對現(xiàn)代公益的啟示
六家畈吳氏義倉成功運轉幾十年，已經(jīng)具有慈善機構的一些特點，是具有清朝晚期特點的地區(qū)性慈善機構，其中的一些做法和現(xiàn)象值得現(xiàn)在的公益性機構和公益性組織思考和借鑒。幫扶對象明確、務實。設立義倉的初衷，就是為了“兇年貧人度命”，幫助本族人在大災之年不致于餓死，所以又稱“預備倉”，“救死不救貧”，具有明確的、具體的、特定的公益意圖。這種初衷的提出是基于以前災荒時不少人被餓死的慘痛教訓，基于當時人們抗災能力弱、官府和社會救濟能力嚴重不足，遇到“兇年”容易出現(xiàn)餓死人現(xiàn)象。后來發(fā)展到幫助部分生活極其困難的70歲以上老人和“青年守志孀婦”，也是基于義倉實力強，在保證不影響賑災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其他“無論族間有何事故，不得移用”。雖然只是為災荒作預備，只是幫六家畈地區(qū)同族的吳姓災民，但是具有很大的社會價值。公益性機構和組織可以借鑒，在項目選擇上不求多而求深，不求大而求實，在不斷實踐、不斷思考的過程中選定適合自己、社會需要的核心公益項目。
帳目公開、透明。將幫扶的對象條件、幫扶的時機、幫扶的標準、幫扶的時間跨度等全部公開，將義倉管理成員的任職條件、程序、人數(shù)、權限、管理規(guī)則等全部公開，將每年的帳目全部公開，“每年二月初一日，公同比較結算，更立新賬，并將谷數(shù)、錢數(shù)開單，張貼祠內”。只有公開，才能透明；只有透明，才能方便監(jiān)督，同時也是對自己的拘束和警醒，防止自己私欲膨脹，發(fā)生不應該發(fā)生的事情。
程序性的制度設計。對義倉內的稻谷，“每月管事之人查檢一次，以防霉?jié)瘛保懊磕炅乱暋碑斈晔粘韶S歉情況，從而決定是否要“出陳易新”。對于義倉資產(chǎn)，“每年二月初一日，公同比較結算”，“并將谷數(shù)、錢數(shù)開單，張貼祠內”。對于義倉管理人員，“輪流經(jīng)理，每屆正月，合族會算一次”，“三年后，公議勤惰，分別去留更換”。這些程序性的制度設計，使義倉管理更加有序，監(jiān)督更加方便、可靠。2002年撰寫一篇管理類的論文時，就提出應該加強保證制度能夠實施的制度建設，就是加強程序性制度建設，來保證實體性制度的實施、落實。很多時候，不是缺少制度，而是缺少程序性的制度，導致實體性制度無法落實、無法實施、無法發(fā)揮出應有的效果。
產(chǎn)業(yè)保障。義倉由當初的發(fā)動捐款捐稻、存貯錢糧，發(fā)展到保存一定錢糧的基礎上，用余下錢糧購買田產(chǎn)、房產(chǎn)，以田產(chǎn)、房產(chǎn)的租賃收入保證義倉運轉，實現(xiàn)義倉的自我造血，也降低了義倉糧食的損耗，降低了義倉的管理成本。如何保障公益性機構和組織有相對穩(wěn)定的經(jīng)費來源，也是擺在一些公益性機構和組織面前的難題。發(fā)展市場風險不大、收益相對穩(wěn)定的產(chǎn)業(yè)或實業(yè)，以產(chǎn)業(yè)、實業(yè)收入來保障，六家畈吳氏義倉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路。
對管理團隊的限定。先要求義倉管理成員“殷實之家”、“端謹老練”，后又強調“人品端方、家道殷實”，人品不好不行，自己解決不了自己家庭生計的不行，在制度上減少了管理成員不稱職、不廉潔的可能。規(guī)定管理成員不領薪水、不從義倉開支個人生活費用，“董事飯食皆各人自備，并不開支公款”，防止管理成員假公濟私，同時也使可能希望在義倉管理崗位上獲得經(jīng)濟利益的人員息心卻步。這種條件下，愿意參加義倉管理的人，多是基于責任和榮譽了。規(guī)定“義倉所置產(chǎn)業(yè)”，“永遠不得變賣”；包括管理成員在內的“本族之人”“不得佃種義田”，對管理成員的管理權力進行明確限定，防止出現(xiàn)“崽賣爺田不心疼”和損公肥私現(xiàn)象。2004年6月1日開始施行的《基金會管理辦法》也規(guī)定：“基金會理事、監(jiān)事及其近親屬不得與其所在的基金會有任何交易行為”，“監(jiān)事和未在基金會擔任專職工作的理事不得從基金會獲取報酬。”
獨立自主運營。吳毓芬牽頭制定的義倉管理《規(guī)條》規(guī)定，“一切收放曬谷”，都由“管倉董事”“專司，他人不準干預”。吳兆楣牽頭修改后的義倉管理《規(guī)條》也規(guī)定，“無事時不預事者，不得妄參末議，紊亂條規(guī)”。這些都在制度上明確和保證義倉的獨立自主運營，在對義倉管理成員權力約束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們獨立自主運營、不受外界干涉的權力。從宏觀上來看，支持和培育公益性機構和組織，可以以加強公益性機構和組織的團隊建設、促進與提高各機構和組織的獨立運營能力等方面為重點。從公益性機構和組織的團隊建設和項目管理方面來說，可以用心發(fā)現(xiàn)和重點培養(yǎng)能夠獨立自主承擔相關任務的骨干，并在團隊建設和具體的項目管理中，制度約束，充分授權，發(fā)揮相關責任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力性。
社會力量參與。吳毓芬有才學，在六家畈當?shù)赝鸥撸k義倉時帶頭捐稻捐錢，獲得當?shù)赜袟l件家庭的響應和支持。義倉的創(chuàng)立與成功，與當時的官府沒有關系，是吳毓芬個人努力和事情本身吸引力等因素綜合的結果。公益事業(yè)需要社會力量的大力支持和參與，需要一大批有能力、有覺悟的熱心人士支持和參與，現(xiàn)實生活中也有很多熱心人士愿意支持和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如何吸引、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公益事業(yè)，如何吸引、鼓勵和支持有一定能力、有良好影響的熱心人士長期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六家畈吳氏義倉在這方面也提供了可以研究的一個案例。
站在現(xiàn)代公益的角度，用現(xiàn)代公益的眼光評判，六家畈吳氏義倉的管理、運營和發(fā)展有不少可取之處。研習歷史，研習先人曾經(jīng)的實踐探索，思考、借鑒，對于現(xiàn)代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益處。
主要參考資料：
《吳氏族譜（盈字號）》，1914年版（民國三年）
《吳氏族譜（一）﹒祖譜卷》，吳德章主編，六家畈吳氏族譜編輯委員會2004年3月印刷
《合肥通史﹒人物卷》，方英主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
《李鴻章與淮軍的創(chuàng)建》，翁飛著，黃山書社2012年12月******版
《明清時期巢湖流域農業(yè)發(fā)展研究》，陳恩虎著，黃山書社2014年11月第1版
《基金會管理條例》，2004年3月8日*********第400號令發(fā)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作者簡介】吳釗，常用網(wǎng)名“遠人”，安徽肥東人，合肥市青年志愿者協(xié)會副會長，《合肥市志愿服務條例》起草人之一，文集《永遠的志愿者》2013年5月由黃山書社出版。曾代表所在工作單位參與《合肥市志》兩輪的修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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