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穿越梅村的伯瀆河，據當地學者考證，為泰伯當年率領百姓所開鑿。
“志異征誅三讓兩家天下，功同開辟一抔萬古江南。”
這副楹聯，是清代科學家、文學家齊彥槐為泰伯所撰，兩句話概括了泰伯一生：既有謙讓美德，促成周王朝崛起，又具開拓進取精神，創立吳國開發江南。
所謂“三讓”，語出《論語·泰伯》：“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很少夸人，對泰伯卻不吝贊美之詞，沒有用“有德”、“盛德”這樣的詞，而是使用“至德”，這是一種最高程度、已臻******的贊譽。
為什么孔子給了泰伯最高的評價？著名學者、無錫人錢穆解析說：“孔子極重讓德，又極重無名可稱隱德，讓德也是一種仁德，至于無名可稱，故稱之曰至德。”上海學者余治平進一步闡釋：世事紛爭，利益所在，能讓，已經顯得難能可貴了，堪稱一種仁德，而讓的同時，還不沽名讓人稱譽，更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品德，令人敬佩。泰伯悄然出走，斷發文身以“自污”，唯有孔子這樣的圣人，才能體會其“至德也已矣”。
蘇州學者吳恩培則認為，孔子贊泰伯“至德”，以他為楷模，是高揚起周王朝“禮”的旗幟,對春秋時期獄父弒君的亂賊臣子和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作激烈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國家秩序的呼喚。
泰伯的確是一位非常符合儒家理想的人物。儒家主張謙讓、禮讓，但更主張入世、有為，為人處事并不消極、退避。他“志異征誅”，也不搞窩里斗，離開周國后并不消沉，而是積極進取，將******的農耕文明帶到江南，成為吳文化始祖、江南文化的締造者。吳國故地后來經濟發達、人文蔚盛，地域文化性格溫文爾雅，應該與泰伯——孔子親自樹立的榜樣不無關系。
“斷發文身”主動融入當地社會
梅村在無錫新區，卻跟一般城市的新區迥然不同。漫步梅村街頭，主干道十字路口立著高大軒朗的石牌坊，上書“梅里古都”、“江南******古鎮”大字，讓人感覺這個“新區”十分古老。
石牌坊之南，一大片仿古建筑氣度恢宏，*********文物保護單位——明清古建泰伯廟即處于這片建筑的中心區域。
無錫顯然以泰伯為榮，以吳文化發祥地為榮。因泰伯“至德”之名，他們稱自己的家鄉為“至德名邦”。
3200年前，泰伯帶著親族來到還是蠻荒之地的無錫，很快營建了一個新的國家——“勾吳”。
吳國的建國過程，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很簡略：“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即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馀家，立為吳太伯。”
泰伯何以能在陌生的遠方立國？結合其他史料，我們不難梳理出大致的脈絡。
3000多年前，中原氣候宜人，環境優越，華夏先民勤奮智慧，形成******的生產力，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水平遙遙******。而江南過于炎熱潮濕，榛莽叢生、瘟瘴盛行、環境惡劣，因此造成生產力低下，社會物質財富有限，經濟、文化、技術遠遠落后于中原，沒有形成早期國家形態，而是分散為一個個小部族，沒有強大的對手。
泰伯從中原到江南，是從高度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追隨他的親族，都是曾參與周原創業的骨干，在遙遠的江南，都是“高級農業、水利人才”。相對于當地小部族而言，泰伯、仲雍所帶領的周人隊伍，是一支強大而******的力量，必然有著極大的優勢，因此有可能受到了當地土著的擁戴。
泰伯、仲雍“斷發文身”，接受當地習俗，主動融入當地社會，無疑有利于打消土著的疑懼，為雙方的融洽相處，乃至文化交融創造了條件。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歸附于泰伯。
至于司馬遷所說“荊蠻義之”，也當是一個重要原因，或許說明泰伯成功地讓“荊蠻”接受了周人的文化模式和道德精神，也或許“荊蠻”之中原本就有著與華夏相通的道德觀。
“泰伯奔吳”，無疑是一次中原文化與東南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對長江下游地區的開發有著重大的意義。
對于泰伯和仲雍來說，新建立的“勾吳”國也提供了一個政治的實驗舞臺，讓他們得以表現出自己管理國家的才能。
“復制”周原創業經驗大興水利
伯瀆河水深流緩，水面平靜，映著江南的藍天白云。
穿越梅村的這條河全長40多公里，是古人開鑿的運河。據無錫學者考證，該河為泰伯率領百姓開鑿，是中國******條人工河。
按照《吳越春秋》、《吳地記》及無錫地方史志的記載，泰伯在無錫梅村一帶開鑿溝渠、興筑城池、教百姓農耕技術，促使吳地生產有一次飛躍性發展。
周人是農耕技術一流的部族，他們的先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任命他為“農師”。
后來周族首領公劉、古公亶父皆“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古公亶父遷徙周原后，開挖溝渠、陂塘，大興水利工程，并大規模營造城郭。作為古公亶父的長子，泰伯應參與其事，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并掌握高水準的農耕、水利、筑城技術。與他一起南遷的二弟仲雍及族人，也具備相當的農耕技術。
相傳泰伯在梅村一帶“復制”周原創業經驗，大興水利，發展農業，“穿澮瀆以備旱澇”，就是開挖溝渠、陂塘，以灌溉、排澇。泰伯還改進農耕方法，變一年一熟為一年兩熟，令當地農業生產有了飛躍性發展。
生產技術的大幅度改進，促進當地經濟空前發展，泰伯遂營造城池、房屋，提升吳地文明形態。據《吳地記》所載，為了防止外患，泰伯帶人修筑城池，“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梅村因此有“江南******古都”之稱。
季扎“三讓”追乃祖高風
泰伯無子，他死后，其弟仲雍繼位。到仲雍五世孫周章時，季歷的孫子姬發（即周武王）最終實現“翦商”偉業。被認為是周初最可信文獻資料的《逸周書·世俘解》記載，武王滅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與大王、季歷、文王一起祭祀。還派人尋找泰伯、仲雍后人，因周章已是吳國國君，遂正式冊封了他，并分封其弟為虞國國君。
因泰伯的到來，吳地在先吳歷史積淀的基礎上，與中原文化迅速融匯、整合，自此不斷發展，國土面積逐漸擴展，春秋時期成為北上中原爭霸天下的大國。而吳地文化也頗有可觀之處，出現了以季扎為代表的令中原士林折服的杰出人才。
季扎是春秋時期吳國文化名人，《戰國策》將他與泰伯并稱：“化荊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思的《吳都賦》則說：“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即季札)。”
有趣的是，季扎也曾三次“讓國”。他是吳王壽夢的四兒子，才德出眾，壽夢十分看重，有意傳位給他，但季扎堅決不同意。老大諸樊辭世時又要傳位給他，他再次拒絕，逃到山上隱居起來。諸樊只好交待老二、老三兄弟相傳，最終務必將王位傳給季扎。結果老三死后，季扎仍然堅決辭讓，于是老三的兒子僚當了吳王，但老大兒子公子光不服，使專諸刺殺僚而自立，此即闔閭——夫差他爹。
季扎曾出使中原，展示了過人的才華。他賢明博學，明敏過人，“見微而知清濁”，富有預見性，與晏嬰、子產、叔向等一時俊彥惺惺相惜，傳下不少佳話。
季扎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音樂評論家。在魯國欣賞周代經典樂舞時，他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絕的見識，道出禮樂之教的深遠蘊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勢，語驚四座。尤其以各國音樂預測國運，無不神準。
出使中原時，季扎路經徐國，徐君很喜歡他的佩劍，但不好意思開口。季扎心中明白，但要出使上國，便未相贈。歸國途中，他再次經過徐國，而徐君已死，于是季扎解下自己的寶劍，掛在徐君墓邊的樹上，他的隨從不解：“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季扎死后，葬于今江陰，碑銘上有十個古篆：“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相傳為孔子所書，唐玄宗時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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