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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 吳天其:在時代變遷中傳承沙頭角文化

沙欄嚇村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古村。由于跟香港新界接壤,后來形成了一條舉世矚目的“中英街”。上世紀初,這里不僅僅是一條通往內陸的通道,還在歷史演變中成為中西文化匯集的窗口,它見證了當地歷史變遷和深港兩方的進步繁華。

作為一名沙頭角的原住民,我不僅目睹了昔日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今日海濱城區的新面貌,而且還致力于沙頭角發展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挖掘與保護。沙頭角地方風貌經過數十年的風雨洗刷,原來的圍村氣息已漸漸被沖淡,而留存本地的歷史痕跡,是我們這一輩人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在海邊,建在地勢高的村莊,一般用“上”命名,反之則用“下”。沙欄嚇村中的“嚇”雖比下多一個“口”,但是用意相同

沙欄嚇地名的由來

我祖祖輩輩幾代人都成長在沙頭角這片土地,以打魚為生,我是地道的原住民。在我還未成年的時候,我就經常跟隨我的祖父出海捕魚。他跟我講過許多客家故事,還帶我認識沙頭角各地的名字。比如,沙頭角原本叫做“大垣洞”,寓意是大片平坦的灘涂地。而沙欄嚇村的由來,很多年輕人,或者不熟知深圳歷史的人可能會對沙欄嚇村中的“嚇”字感到疑惑。其實這個字并非“嚇唬”的意思。而是,在海邊,建在地勢高的村莊,一般用“上”命名,反之則用“下”。沙欄嚇村中的“嚇”雖比下多一個“口”,但是用意相同,表明這個村莊在西南方向,或者在海邊地勢較低的地方。

之所以會用“嚇”,要從三百多年前,吳氏先祖族人遷至沙頭角那時說起。在客家吳氏族人尚未到沙頭角之前,沙頭角附近沿海早有一批本地人居住。這批本地人的祖先在南宋時期便遷居至此。吳氏族人開始開墾這片“新大陸”,有的地本就是無人荒地,可直接利用,而有的地則得向本地人尋購。本地人看到買地的人越來越多,覺得自己之前賣地價格過低,便在地契上動腦筋。原來的地契上寫著位于某某地方“賣上下”,即意為將位于東、西方位的兩塊地都賣了。但是有本地人將“賣上下”的“下”字加上左撇點,并在“賣上下”后寫上“賣下”,使之成為“賣上不賣下”。你精明我也不笨,吳氏族人于是將“下”加個口而改為“嚇”,這樣一來,之后的本地人再也沒法在地契上動手腳。一傳十,十傳百,結果,人們約定俗成地用“嚇”來代替“下”。至今在深圳東部沿海地方還遺留有西山嚇、官路嚇村名,皆是由此而來。

這條小街上,商鋪一家挨一家,光大型銀行代理點就有五六家,大量的電子手表、錄音機、照相機、折疊傘、黃金首飾等商品,從這里流向全國各地

從外出謀生到回鄉創業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沙欄嚇村集體有230多人,分為兩個生產隊,一個是漁業生產隊,一個是農業生產隊。1976年,高中畢業后的我參加了沙頭角鎮漁業大隊,任會計工作。隨著改革開放春潮涌起,1978年,沙欄嚇村漁業大隊解散,生產隊把所有漁船都賣了,所得的費用一部分還了國家貸款,剩下的錢計劃籌建沙欄嚇新村。當時我是隊里的會計,村里決定由我和另外一個村民負責基建工作。我們去到當時深圳最******的市旅游公司宿舍參觀,參照這一標準,由個人、村里一起出資,于1983年建成了20多棟居民新舍,每戶約200平方米,有獨立衛生間和廚房,我家也分到1套。當時顯得非常氣派的新村舍,引得深圳和其他地方都組織人來參觀,這也是深圳最早期的城中村改造。

20世紀70年代末期,香港經濟繁榮了,中英街兩邊居民的生活出現巨大反差。沙頭角村民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人民幣,而對面的香港居民每月收入卻高達二三千港幣。因此中英街村民大多選擇跨境賺錢。我們作為邊民,可以享受自由出入香港的便利。我便將番薯、家禽和魚類等產品,以背扛肩挑的方式運往新界粉嶺、上水一帶,以小額貿易賺取一些生活費。

1980年,沙頭角地區啟動城市化建設,沙欄嚇村民實現了“漁民收網上岸、農民洗腳上田”的轉變。這時船也賣了,為了解決村民的生活出路,村里引進香港一家公司的牛皮加工廠,由生產隊出地、出人,港方出錢出技術,集體經濟開始有了積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村民謀生方式發生了變化,賺錢的路子也越來越多。大家從事各行各業,年輕的外出打工,年紀稍大的就留在村里做事。為了做生意,我專門去考了駕照,開了一輛從香港引進的14座中巴,載客和給酒樓送貨。后來我又去了香港,給香港路政署下屬的一個搞道路維修工程的部門開車,早出晚歸。

1983年,有關開放中英街的協議簽訂后,中英街變成了香餑餑,經濟開始繁榮起來。由于當時內地的商品經濟不發達,很多內地游客來深圳就必到沙頭角中英街。當時這條小街上,商鋪一家挨一家,光大型銀行代理點就有五六家,大量的電子手表、錄音機、照相機、折疊傘、黃金首飾等商品,從這里流向全國各地。

1985年前后,中英街有200多家店鋪,經營金器的接近50家。有時候一天就有兩三家黃金首飾店同時開張,香港的四大金行在中英街都有設點。當時黃金在內地是限制銷售的,但是在中英街,不僅可以買到比內地更便宜的黃金首飾,而且也不限量。這里的黃金銷售量最高的時候達到了一噸左右,人們甚至形容老板們用麻袋裝錢,這讓中英街一時成了名副其實的“黃金街”。

面對中英街如此繁榮的情況,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年輕人都十分渴望回到中英街做生意。但當時是集體經濟,中英街的商店都是國營的,我們個體戶無法申請商業牌照自主經營,要想自己開店鋪只能靠租公家集體的牌照來經營,每月按時付租金。在這種情形下,沙欄嚇的不少村民就開始做起了小生意,在家門口擺個小攤就有錢賺,我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開了“其記”雜貨鋪。

然而,好景不長。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內地商業日趨繁榮,與香港的交流更為密切,中英街一枝獨秀的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到2002年,商鋪從300多間萎縮到100多間。1994年,“其記”也不得不收攤。目前仍保留的只有“波記”、“實惠”等雜貨鋪,中英街曾用麻袋裝錢的風光已成歷史。

沙欄嚇村1984年由村改了居委會;1999年恢復自然村身份;2006年,村成立了深圳市沙欄嚇股份合作公司,與有限公司的一股一票制不同,我們合作公司是一人一票

恢復自然村后當選村長

沙欄嚇村為何是一個相對貧窮的自然村?其實,剛開始我們村與沙頭角其他七個自然村的經濟狀況差不多。改革開放以后,經政府批準,沙欄嚇村在1984年由村改了居委會,并在后期成立了沙欄嚇投資股份公司,由村民集體控股。但成立之后,由于大家都是漁民,又沒有土地,集體經濟發展不起來,再加上個人又不能申請商業牌照,股份公司在經營上出現了諸多問題。另外,由于沙欄嚇村與其他村不同,改為居委會的同時也失去了向政府爭取一些商業優惠政策等利益的條件。

當時村里的老村民有很大的意見,向區政府領導反映,要求區政府同意恢復沙欄嚇村為自然村,雖然城市化之后沒有村的概念,但實體依然是存在的。后來區政府領導也看到這一點,并在1999年正式批準沙欄嚇村恢復自然村的身份,將村民的股份賣給社會人士,投資股份公司不再屬于我們村集體所有。

同年,沙欄嚇村選村委會成員,村民參選村委成員有三個條件:******,沒有不良嗜好;第二,愿意為村里付出;第三,經濟條件要好。經過村民的選舉,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成為了村委成員,我任村長。我們幾個都是做生意的,看著村里一塌糊涂的局面,是真心實意想付出、做出自己貢獻的。

后來在我們去向政府爭取一些優惠政策的同時,政府還建議我們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規范經濟管理。比如,出租的房屋市場涉及一些協議、合同,自然村就沒有法人代表,遇到法律問題會比較棘手。而公司就有法人代表,這樣一切都可以依照法律程序,不會出現問題。就這樣,為了規范集體經濟,2006年,村成立了深圳市沙欄嚇股份合作公司,與有限公司的一股一票制不同的是,我們合作公司是一人一票,這也避免了個人控制集體經濟的問題。

制作魚燈首先要把握魚的造型特點,例如頭、身、尾、鰭的形態比例,身體活動的部分等等。之后的工序包括編扎骨架、以紗紙或絹布裝裱、涂底色、上色畫魚、上光油、安裝裝飾等等

挖掘與保護文化遺產

改革開放以后,沙欄嚇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與舊的變化中,身為村中的一分子,我覺得有義務保護村中日益失去的有價值的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我平時特別注意保存一些歷史照片、實物和村里的傳統文化資料。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們開始進行部分的舊村改造。當時沙欄嚇村在兩段時期內,陸續拆了99間房子來建新房,因此一些老房子里的勞動工具、生產工具都被當作廢品丟在海邊。我認為,盡管歷史常用文字記載,但實物卻是記載歷史的具體證物。這些工具都是歷史留下來的文物,年紀大的長者見了或許也有一些回憶,甚至有說不完的故事,而年輕人也可以通過這些東西了解以前的歷史與故事。于是,我便將它們一一撿起并保存著。至今,除了收藏和保存村里將失去的有價值的文物、傳統文化資料數千件,在沙欄嚇村內我還牽頭建立了深圳市鹽田區******所“村史陳列室”,供大家參觀。

1999年我當選村長后,即動手組織村民開始對當地文化遺產和民間藝術進行挖掘和整理,并計劃在三年任期期間,把村里的民俗文化和歷史文化挖掘經營起來。由于村里的集體經濟比較弱,當時我便號召村民捐款,令人沒想到的是,大家都十分積極主動,******次就捐了四萬多元。有了******筆經費之后,首先開展的工作就是挖掘沉睡200多年的傳統麒麟舞,當時我召集本村的老藝人,讓他們給年輕人當老師, “拼”了一支麒麟舞隊。

沙欄嚇村有兩處文物保護單位,一個是天后宮,一個是吳氏宗祠,我都主導了這兩者的修繕。天后宮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曾經在文革“破四舊”中遭到破壞,很多文物都沒有保存下來,天后宮內也被當作堆放雜物的倉庫。2000年,政府決定落實修繕文物政策,我便把中英街香港段附近的6個原住民村全部發動起來,成立了籌建會,召集各鄉民捐款,共籌得善款60多萬元,并和政府文物部門進行協商保護和修繕工作。我多次召開了重修計劃會議,收集有關天后宮的歷史資料和遺失文物,花了很大力氣從香港找回了原是沙欄嚇天后宮,有100多年歷史的兩個香爐,恢復了天后宮的歷史風貌,同時還傳承了面臨失傳的天后寶誕慶典儀式,包括祭文、祝文、蘸文、對聯等。2002526日,在中英街兩邊居民的資助下,沙欄嚇天后宮重新開放,煥然一新的天后宮迎來了規模空前的媽祖娘娘回宮儀式。2006年,天后寶誕慶典儀式榮獲深圳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殊榮,同時深圳市還評選了八位保護文物******個人,我名列其中。

傳承發揚魚燈舞

由于我在村委工作中比較盡心盡責,做得也算不錯,我連任了五屆村長。村里的人對我在挖掘文化遺產上的工作比較認可,也使我信心倍增。尤其是對魚燈舞的挖掘與整理,這可能是我迄今最引以為傲的事情。

沙頭角魚燈舞是沙欄嚇村一種傳統的民間藝術舞蹈,流傳至今已有300多年。上世紀50年代以后,這一民間藝術由于某種原因被停演,中斷近四十年。2002年中旬,我組織村民們開始挖掘魚燈舞。真正開始之后我們發現,這項工作難度十分巨大。首先,魚燈舞需要很多人表演不說,舞步、音樂和制作工藝都僅存于記憶中,還記得的人屈指可數。我們只能大量搜集魚燈舞的有關資料,找來曾經參加過魚燈舞表演的老人家聚在一起開會探討,將原來的記憶碎片一一拼湊起來。

最費周折的要數編扎魚燈,2000年前后,熟悉魚燈編扎工藝的人已基本離世。制作魚燈首先要把握魚的造型特點,例如頭、身、尾、鰭的形態比例,身體活動的部分等等。之后的工序包括編扎骨架、以紗紙或絹布裝裱、涂底色、上色畫魚、上光油、安裝裝飾等等。但具體工藝要做過的人才知道。我兒時也只是見過父親扎過魚燈,自己并無經驗。

后來我通過四處走訪得知,沙頭角岸徑村80多歲的張姓老人曾跟沙欄嚇村的人扎過魚燈。靠著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幫襯,“以前沒扎過整條魚”的張姓老人勉強扎出了一條“基本接近記憶”的魚。無奈紙張不行,魚燈很快就壞了。后來我又打聽到惠東有個三代做編扎的楊姓手藝人,掌握著更好的材質和工藝,可他只扎過龍頭和獅子頭,對扎魚不甚了解。在我們一眾人的懇請下,這位楊姓手藝人嘗試著為村里扎出了******批表演用的魚燈。

在村民們共同努力下,2003年的中秋,我們把挖掘整理好的魚燈舞全程對外表演,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觀賞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嘆。這一曾中斷40余年的民間古老藝術終于得以傳承下來。同年,沙欄嚇村也因魚燈舞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2006年,魚燈舞被評為廣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魚燈舞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是深圳******本土文化類項目。

現如今,看到多年努力有了成果,我感到十分欣慰,為保護深圳的文化歷史和文明成果貢獻一份力量,我樂此不疲。

吳天其

1958年生,深圳市沙頭角沙欄嚇村原居民,1974年高中畢業,1976年在沙頭角鎮漁業大隊任會計工作,1982年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后,曾運營過汽車運輸、商店、蔬菜批發等行業。1999年被推選為沙欄嚇自然村村長,現為沙欄嚇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

口述時間

20151125下午

口述地點 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沙欄嚇村辦公樓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程安逸 實習生 梁翠玉 莊楠楠 張穎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后期統籌:賴麗思

本期歷史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05年,魚燈舞在鹽田區民間藝術節上展演。

  

 

1978年,從P山公路山頂眺望昔日的沙頭角全景,一片農田,山清水秀。海岸邊中是現在明斯克航母的位置。

  

 

吳天其在向山咀小學學生介紹魚燈舞。

 

 

2008年,時任廣東省文化廳副廳長杜佐祥(左)向吳天其授予魚燈舞*********保護單位牌匾。

 

 

轉自深圳晚報 

吳天其:在時代變遷中傳承沙頭角文化  

http://wb.sznews.com/html/2015-12/02/content_3404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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